一段非常有道理的话：“人这一辈子，不能太圆满。发财不发人，发人不发财。儿孙满堂的家庭，经济条件都不太好。有钱有势的家庭大多数都是生的女儿。有人事业成功，婚姻却不幸福，有人很有钱，身体总爱生病，有人发财又发家，寿命却不长。人生不谈满分，只谈满足，生命不谈富贵，只求平安。”

提起季羡林，世人想到的总是“国学大师”、“学术泰斗”这些金光闪闪的标签。他精通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是北大唯一的终身教授，著作等身，名满天下。外人看来，这样的人生，该是圆满无憾了吧？

可只有季羡林自己知道，他这辈子，心里有一个永远填不满的洞。

六岁那年，父母把他过继给了在济南的叔父。临行前的那个清晨，母亲蹲在土灶前给他煮了最后一个鸡蛋，塞进他手里时一句话也没说。

季羡林后来在文章里写道：“我在母亲身边只待到六岁，以后两次奔丧回家，待的时间也很短。现在我回忆起来，连母亲的面影都是迷离模糊的，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特别有一点，让我难解而又易解：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母亲的笑容来。她好像是一辈子都没有笑过。”

这一走，就是一辈子。

在叔父家，日子虽然好过了些，但叔父“望子成龙”，对他的要求极其严格，课余除了抓学习，还是抓学习。

季羡林晚年回忆时感慨：“我六岁离开父母，童心的发展在无形中受到了阻碍。试想，我能躺在一个父母之外的人的怀抱中，撒娇打滚吗？不，不能，这是难以想象的。”

十八岁，家里给他说了一门亲事。妻子彭德华长他四岁，只念过小学，认不了几个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抗拒不了。婚后第二年，他就离家上了清华，之后又赴德留学，一走就是十年。

在德国哥廷根，他遇到了一个叫伊姆加德的德国姑娘。金发碧眼，活泼可爱，帮他用打字机誊写博士论文。两个年轻人相爱了。

可每到深夜，回到租住的小屋，季羡林就陷入巨大的煎熬。他爱伊姆加德，伊姆加德也爱他。可国内还有妻子，还有一双儿女。如果他选择了爱情，就意味着抛弃亲人、背叛责任。

1945年9月2日，他在日记里写：“她劝我不要离开德国。她今天特别活泼可爱。”

可他还是走了。临别那天，伊姆加德红着眼睛问他：“你真的要走吗？”

季羡林沉默了很久，说：“我有家。”

几个字，轻得像一片羽毛，重得像一座山。

回国后，他再也没有联系过伊姆加德。那个德国姑娘等了他一辈子，终身未嫁。

而妻子彭德华呢，从1929年结婚，彭德华1961年底动身前往北京，1962年才长期在北京与他团聚，夫妻分居竟长达三十一年。

她一个人操持家务、伺候公婆、拉扯孩子，公公又极难伺候，家里又穷，经济朝不保夕。季羡林敬重她，甚至可以说感恩她，但那份敬重里，始终隔着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他的儿子季承，因为长期缺乏父亲的陪伴与关爱，与季羡林隔阂重重，父子整整十三年断绝往来，直到季羡林离世前八个月才重新相见。

世人眼中那个站在学术巅峰的季羡林，回到家里，不过是一个六岁就离开母亲、一辈子没有好好陪过家人的孤独老人。

母亲去世那年，季羡林正在上大学二年级。等他赶回老家时，母亲已经躺在棺材里了，连最后一面都没见上。村邻告诉他，母亲临终前一直反复念叨着他的小名，手里还紧紧攥着他小时候穿过的一件旧褂子。

他跪在母亲坟前，额头贴着黄土，眼泪砸进泥土里，却再也渗不进那个永远沉睡的人心里。

许多年后，他在《赋得永久的悔》中写道：“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个字也不认识！”

看到这段话的人，谁能想到出自一位誉满天下的国学大师之口？

季羡林自己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不完满才是人生》。他说：“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

这句话，他不仅是写给别人看的，更是写给自己听的。

他太明白了。学术上的成就，填补不了六岁那年离开母亲时留下的缺口；世人的敬仰，弥补不了对妻子三十一年的亏欠；再高的声名，也换不回那个在德国等他一辈子的姑娘的青春。

人生就是这样——你在一处得到了，必然在另一处失去。你登上了最高的山，回头一看，来时的路已经模糊不清。

所以季羡林说，不完满才是人生。真能了解其中的意义，对己对人都有好处。对己，可以不烦不躁；对人，可以互相谅解。

人这一辈子，别求太满，满则溢，溢则损，有点缺憾，反而踏实，有点遗憾，才懂得珍惜眼前人。人生不谈满分，只谈满足，生命不谈富贵，只求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