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中统上海站站长史济美带人查封地下党印刷据点新生印刷厂，印刷厂负责人陈玉仁遭到抓捕。

1932年深秋，上海的雨下得没完没了。

法租界的窄弄堂里，藏着新生印刷厂。

弄堂口的馄饨摊早早收了，摊主缩着脖子往家走。

巷子里的潮气往骨头缝里钻。

印刷厂的铅印机嗡嗡转着，震得桌面发颤。

陈玉仁站在机器边，手里捏着刚印好的纸。

油墨味混着水汽，往他鼻子里钻。

他时不时看向门口，耳朵绷得紧紧的。

外面过一个脚步声，他的心就紧一下。

这些日子风声紧。

墙角摞着印好的《红旗日报》，盖着黑油布。

那是地下党的声音，是要传出去的真话。

他知道干这行掉脑袋，可当初没半分犹豫。

机器又转一轮，一张新纸落在台面上。

他伸手去接，指尖刚碰到纸。

门外响起了砸门声。

不是约定的三下轻敲，是蛮横的撞门。

一声接一声，砸在他的心口上。

陈玉仁的脸瞬间白了。

手里的纸飘落在地，沾了灰。

机器声突然变得刺耳。

他扑向墙角的油布，想烧了报纸。

可门已经被撞开，特务们冲了进来。

为首的男人站在门槛边，西装笔挺。

他是史济美，化名马绍武，新任中统上海站站长。

顾顺章叛变后，他受过全套特务训练。

这次来上海，就是冲着地下党机关来的。

他盯上这间印刷厂已有半个月。

他要的不是一间印刷厂，是背后的整条线。

今天雨大人稀，正是动手的好时候。

特务往里冲时，他静静站在门口。

看着屋里乱成一团，像看一场已知结局的戏。

陈玉仁被按在地上，脸贴在潮湿的青石板上。

满脸蹭的都是油墨，黑一道灰一道。

他想抬头，被特务按着后颈狠狠往下压。

史济美走进去，皮鞋踩过散落的纸张。

他捡起一张报纸，指尖沾了油墨。

看了一眼，嘴角扯出冷笑。

他把报纸扔在陈玉仁脸边，声音冷得像冰。

找到了。

特务抡起铁棍砸机器，哐当声响彻屋子。

油墨桶被踢翻，黑油墨流了一地。

顺着石板缝往下淌，像凝固的血。

陈玉仁看着被砸的机器，眼睛红得要出血。

他想喊，嘴被布堵住，只能发出呜呜声。

眼泪混着油墨往下流，冲出两道脏印子。

你叫陈玉仁，印刷厂的负责人。

陈玉仁瞪着他，眼里全是恨意。

史济美站起身，只说两个字。

带走。

特务架着陈玉仁往外拖。

弄堂里的人家都关着门，没人敢出声。

雨还在下，打在瓦片上噼里啪啦响。

陈玉仁被塞进汽车，车门重重关上。

审讯室不透光，只有头顶的白炽灯晃眼。

陈玉仁被绑在椅子上，浑身是冷汗。

史济美坐在对面，转着手里的钢笔。

他不说话，就看着陈玉仁发抖。

屋子里静得能听见心跳声，越来越乱。

终于，史济美开口。

谁跟你接头。

陈玉仁咬着牙，扭头说，我不知道。

史济美笑了笑，抬了抬手。

皮鞭抽在身上的声音，在屋里回荡。

陈玉仁一开始硬扛着，闷不做声。

他想撑住，不想当叛徒。

可疼是真的，怕也是真的。

鞭子抽得他意识模糊，眼前发黑。

史济美示意停手，端着水走过来。

说了，就不用受罪了。

陈玉仁看着那杯水，嘴唇干裂发抖。

不知过了多久，陈玉仁挤出几个字。

接头的人，叫老余。

史济美追问，真名是什么。

不知道，组织不让多问。

他每隔三天来一次，取报纸。

长什么样，住在哪。

中等个子，戴眼镜，住哪我不知道。

我只管印刷，别的不敢打听。

这点信息，也足够了。

他起身吩咐，盯紧所有接头点，查戴眼镜的男人。

陈玉仁瘫在椅子上，像一滩烂泥。

他知道自己叛变了，再也回不了头。

史济美走到院子里，雨还在下。

这是他上任撕开的第一个口子。

顺着这条线，能钓出更大的鱼。

那个老余，真名叫王世英。

他那天本来要去取报纸。

走到弄堂口，看见馄饨摊主冲他使眼色。

他心里咯噔一下，径直走了过去。

拐进巷子，后背全是冷汗。

他知道，印刷厂出事了。

他没敢回家，连夜联系组织转移了。

就差一点，他也落进了虎口。

新生印刷厂的门再也没开过。

门上的封条被雨水泡得发白。

路过的人都绕着走。

陈玉仁再也没回过这条弄堂。

没人知道他后来是什么下场。

只记得1932年那个雨天。

上海地下党的一个印刷据点，没了。

很多真话，没能传出去。

很多人的命运，从那天拐了弯。

雨还在下，落在上海的每条弄堂里。

像是什么都没发生。

又像是什么都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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