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可可西里》：电影比新闻“光明”陆川拍《可可西里》的念头源自2000年8月20日南方周末上一篇关于可可西里“野牦牛”武装反盗猎队的报道《谁来保卫可可西里》。“在一个物质化的社会里，怎么还有这样一批人？”导演陆川看了南方周末的报道，拉来七百多万元投资，把这个故事搬上了银幕。电影跟新闻里的现实靠得相当近，只是稍有改动----现实里，2002年底，“野牦牛”队因为上级主管单位被撤销，经费困难，被迫解散。可可西里管理局下属巡山队最后收编了“野牦牛”队，但是不久，队员们又纷纷选择了离开。原“野牦牛”队队长改在西宁开出租车。盗猎仍然时有发生。电影里则是一个光明的尾巴：“记者的报道刊出以后，震惊世界，中国政府为保护可可西里，专门设立自然保护区，配备人马，可可西里的藏羚羊和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影片获得巨大声誉。它是2004年台湾金马影展最佳剧情片，赢了《2046》；还赢得2004年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特别奖，2006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亚洲电影。记者方三文是“可可西里”报道的作者。2000年夏天，他在青海格尔木呆了三个星期，他的采访经历没有电影里的那个记者形象经历的那种险象环生。在他眼里，电影把可可西里的独特而残酷的环境表现得不错，但索南达杰、扎巴多杰以及他们率领的野牦牛队的命运，则嫌不够。
二、《马背上的法庭》：从“酸楚”里提炼“怀念”刘杰导演的《马背上的法庭》题材来自2003年8月14日南方周末上一篇同名图片报道，作者是高铭，《北京晚报》的记者。打动刘杰的是他从报道里感觉到的一种“怀念”的气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报道里可以经常看到这些事情，但现在人们对于法官们的印象已经转变了。”拍之前，刘杰就觉得这个片子肯定是赔钱，“没有明星，不时髦，又没娱乐性，人家销售商都不愿给你上片的。”他的目标是，赔得不超过100万元。影片最终花了300多万，前期拍摄100多万，制作费100多万，宣传、参加电影节等花了几十万元。但到最后，刘杰实际上赚了。在电话那头，刘杰说，“国内差不多打平了。”有报道说，《马背上的法庭》卖给了法国50家电影院线。斩获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最佳影片奖的这部小成本电影，阴差阳错成为电影局重点培养影片，获得了国家的政策扶持。刘杰现在每天至少花2个小时上网看社会新闻，看有没合适电影的题材。他觉得应该多一点关注现实的题材，“好电影肯定来自于现实”。影片大部分细节都是真实的，与新闻差得最远的地方在于来了新的大学生。“那里已经很多年没来大学生了”。为了能通过审查，刘杰给原本“无奈酸楚”的故事加了这点亮色。
三、《落叶归根》：从悲剧新闻到喜剧电影张杨的电影《落叶归根》的素材取自2005年1月13日南方周末“民工千里背尸返乡调查”的报道《一个打工农民的死亡样本》，署名记者张立。报道的第一段就深深吸引了张杨：“一起出门打工的老乡病死了，为了给他的家人一个交代，湖南老汉李绍为背着尸体，上火车、赶公交，辗转千里返乡，直到在广州火车站被警察发现，这惊世骇俗的一幕，才得以终止。”从没有剪报习惯的张杨，立即用剪刀把这篇报道剪了下来，放在包里，随身携带。2006年，他拉到4500万元投资，请来赵本山出演主角，把这个故事放在了2007年的“贺岁档”。故事原本“辛酸”，但张杨“不想做成特别苦哈哈的东西”----“那种片子太多了”。他把它拍成了一部“黑色幽默”。除了新闻里原有的把尸体伪装成醉鬼，电影还额外创造了一些更具戏剧性的情节：老赵在路上拦车，把老王假装成急救病人，并遇上好心人把他们送到医院。晚上要住店，过了一夜才发现钱被偷了，老赵不禁悲从中来，但这未能动摇他的决心。要解决钱的问题，他把老王装成乞丐；要解决吃饭的问题，他到别人的葬礼哭丧；要掩盖尸斑，他请妓女为老王化妆。新闻里的主人公其实没能把老乡的尸体背回家乡，在广州就被发现阻止了。但电影是让老王的尸体成功回了家乡，只不过故乡已变成水库，家其实没了。张杨对这个故事本身很有信心，做成一个小成本电影，也不一定会赔钱。电影果然如张杨预期那样红火，上映首周的票房就突破1300万，还在2007年柏林影展上获得独立影评人（全景单元）最佳电影。记者张立“千里背尸”报道的是一个悲剧，电影导演从中找到了喜剧元素。 专栏 · 旧报新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