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期，日本兵源枯竭，撑不住了，终于放下偏见和担忧，准许殖民地（主要是台湾和韩国）人民加入鬼子队伍。1942年开始在台湾实施“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1943年实施“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度”。
最初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人的忠诚度存有疑虑，在1942年第一次招募时，原定名额仅400余人，还有点小忐忑，会不会招不满呢。结果台湾人民的热情震惊了日本人，什么我可以跟真正的日本人一样为日本而战了？六万人报名，征兵处挤爆了，竞争极其惨烈。日本人都吓坏了。
这批台湾籍伪蝗军，被派到大陆战场东南亚战场太平洋战场，他们在战场上所表现出的勇猛和忠诚，比日本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方面是受军国主义洗脑和严苛军纪的驱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日军内部证明自己“不比日本人差”。这种“忠诚”换来的是巨大的悲剧：据统计，约有20多万台湾人被卷入战争，其中约3万多人战死或失踪。许多人在战场上沦为炮灰，或在战后作为战俘遭受盟军虐待。
李登辉的亲哥岩里正男（原名李登钦），就在菲律宾被盟军打死，现在还供奉在靖国神社。
战后，他们陷入了极度的身份撕裂：在日本，他们不被完全承认为“日本人”；回到光复后的台湾，他们又可能被同胞视为“日本走狗”或“汉奸”。这些人的后代，就是目前民进党团伙成员及其支持者。

追根溯源，日本在台湾推行了长达50年的“皇民化运动”，通过教育、宗教和文化改造，试图将台湾人同化为“真正的日本人”。许多年轻一代在殖民教育体系下长大，产生了强烈的“日本国民”认同感。
并且，在殖民体制下，台湾人长期处于被歧视的地位。参军被视为获得与“内地人”（日本本土人）平等地位、提升家族社会阶层的唯一捷径。
当然也有现实生存压力。战时经济凋敝，参军意味着有稳定的军饷、口粮，且能免除家属的繁重劳役，这对许多贫困家庭来说是极具吸引力的生存选择。台湾青年在战场上的“热情”，既是军国主义洗脑的产物，也是殖民地下弱势群体为了生存和尊严而做出的无奈抉择。

日本投降后，这二十多万台湾籍日本兵的命运迎来了断崖式的跌落。他们从“为帝国尽忠的勇士”瞬间变成了“无国籍的战争弃儿”，“被祖国抛弃、被社会唾弃、被历史遗忘”，结局很凄惨。

1945年8月15日，一夜之间，这些曾经身穿日军军服、高喊“天皇陛下万岁”的台湾青年，被迫交出了“日本国民”的身份。然而，他们并没有立刻获得安稳的中国公民身份。在战后初期的混乱中，他们处于一种尴尬的“无国籍”或“身份未定”状态。他们既不被日本社会承认，回到台湾后，又因为曾经的日军身份，被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同胞视为“日本走狗”或“汉奸”，遭受严重的歧视和排斥。

战争结束时，许多台湾籍士兵被分散在东南亚丛林、太平洋孤岛或中国大陆的偏远战场。随着日军投降，他们被盟军视为“日本战俘”而非“被解放的殖民地人民”。在等待遣返的漫长岁月里，他们不仅面临饥饿、疾病和恶劣的自然环境，有时还会遭到当地游击队或盟军的报复性虐待。在从海外遣返回台湾的拥挤船舱里，又爆发了严重的传染病，许多人在踏上故土前就死在了海上。

与战败后的德国政府不同，日本政府拒绝向殖民地士兵支付任何退伍金或抚恤金。当时的国民政府视他们为“敌国附属人员”，自然不提供任何安置补偿。

他们两手空空回到家乡，许多家庭早已在战火中破碎，生计陷入绝境。
1947年台湾爆发“二二八事件”，许多受过日本军事训练、懂日语且对现状不满的台湾籍日本兵，被国民政府视为“受日本奴化教育毒害的不稳定分子”，遭到严厉的清查、逮捕甚至处决。他们成了战后政治动荡的牺牲品。

在战后“去日本化”和推行国语（普通话）的政策下，这些只会说日语或闽南语/客家话的老兵，难以在战后重建的社会中找到工作。他们亲历了战争的残酷，背负着杀人或被杀的罪恶感，但在战后反日情绪高涨的社会氛围中，这段经历成了绝对的禁忌，他们只能将痛苦深埋心底，许多人患上了严重的战后创伤应激障碍（PTSD），在沉默和疯癫中度过余生。
包括李登辉兄长在内的战死台湾籍士兵，被强行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不仅让他们的后代在两岸关系和民族认同上陷入长期的撕裂与争议，也让这段历史成为了至今难以愈合的伤疤。
这批台湾籍日本兵是日本军国主义最彻底的受害者。他们在战时被当作消耗品推上战场，战后又像垃圾一样被两个政权同时抛弃。
只是现在，他们的后代又翻身了，成了民进党的铁杆支持者，也是民进党掌权的最大受益者。台独分子的大部分由这些人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