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无力的对话往往是悲剧性的，也总是不对称的，在数字媒体中这样的对话找到了适合的技术和社会形式。
一方面，数字媒体可以使羞辱脱离其社会框架和传统功能。它关注的不再是矫正违反准则的行为，不再是社会群体和社区的融合，也不再是对入会仪式的首肯。相反，它的重点在于侮辱本身和贬低的乐趣，羞辱本身成了目的。这可以被解释为社会解体和失范的标志：重要的不再是普遍适用的规则和惯例，而是个人的欲望逻辑、个人的法则。
另一方面，羞辱也需要社会的认可，而数字化为此提供了无限的机会。网上流传的东西被“拔出”了特定社会范围的土壤，所有用户都可以访问。在点击视频并发表评论的网络社区面前，贬低他人并使之成为受害者的权力被赤裸裸地展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