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死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三天后，他的遗体被运回南京，汪伪政权为他举行了所谓的“国葬”。陈璧君带着儿女扶灵痛哭，那一刻，他们或许还抱有一丝幻想。
然而，短短一年后，日本战败投降，汪精卫的坟墓被炸开，尸体连同楠木棺材被一把火烧光，遗孀陈璧君锒铛入狱，他和汪精卫的五个子女，则像被风暴打散的孤舟，驶向截然不同又同样沉重的命运。

汪精卫与陈璧君共育有六个子女，其中一子早夭，存活下来五个。
长子汪文婴生于1913年，留学德国学习土木工程，汪伪政权成立后，他出任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军需处处长，掌管过汪伪钱袋子。
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展开除奸清算，汪文婴一度被扣押，但最终并未被正式起诉。他很快远走美国，落脚加州，后来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工程研究，彻底隐入异国市井。
关于父亲，汪文婴几乎闭口不谈。曾有华文媒体辗转找到他，试图让他就汪精卫的历史评价开口，他只淡淡地应了一句：“他尽了他的心。”此后数十年，北美的华人圈里再无人能从他嘴里撬出更多字句。2011年前后，他以近百岁高龄在美去世，讣告上只字未提汪精卫的名字，仿佛那个搅动中国近代史的父亲，与他毫无关系。
与长兄的彻底沉默不同，长女汪文惺和女婿何孟恒则选择了倾尽全力为父母辩护。何孟恒自青年时代起就是汪精卫的机要秘书，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何孟恒与汪文惺就以夫妻名义，在香港和台湾的《传记文学》等刊物上连续发表长文，系统抛出一套翻案说辞。
他们引用大量汪精卫时期的未公开函电，试图论证“和平运动”是“为国家保存元气，避免无谓牺牲”。
汪文惺更曾在接受访谈时直言：“父亲最悲剧的地方，是他把自己钉上十字架去救国，却背了千古骂名。”然而，这些辩解并未撼动历史的铁案，反倒被学者指出其材料剪裁存在着明显的避重就轻。何孟恒去世后，汪文惺在美国新泽西州继续守护这套说辞，直到2015年以百岁高龄离世，至死没有流露出半句对父亲所择道路的忏悔。

次女汪文彬的命运则完全被家变压垮，显现出血缘烙印最残酷的一面。
汪文彬早年在上海学医，战后嫁给一位华侨医生，移居印度尼西亚。
丈夫去世后，她精神遭受重创，加上父母汉奸罪名的持久刺激，出现了严重的精神障碍。据后来接触过她的教会人士记述，汪文彬长时间处于谵妄与被迫害妄想之中，嘴里时常念叨“是他们害了我家”。最终，天主教修女院收留了她，她在印尼改名“玛丽”，成为一名隐修的修女，在南洋的静寂中以祈祷度日。
有记者从香港辗转去探望，见到的只是一个形容枯槁、只会机械划着十字的老妇，对“汪精卫”三字毫无反应。2004年，汪文彬在印尼一家教会医院凄凉辞世，墓碑上没有刻下她那个曾经显赫却耻辱的姓氏。她是五个子女中唯一彻底失去回应能力的人，用疯癫与遗忘替代了辩解，也替代了忏悔。

与二姐的逃避不同，三女汪文恂用一种近乎苦行式的陪伴来承载这份重负。
1946年，陈璧君被江苏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判处无期徒刑，先后关押于苏州和上海提篮桥监狱。
当时，汪文恂不过二十出头，尚未婚嫁。1949年后，她以未婚女儿身份获准在狱中服侍母亲，这一陪就是整整十年。
陈璧君性情刚戾，在狱中从不认罪，不但常与看守对抗，还不断写材料痛斥蒋介石“出卖国家”，汪文恂便替她研墨铺纸、传递物品，成为母亲精神上的最后支撑。
1959年陈璧君病死狱中，汪文恂带着骨灰前往香港，此后终身未嫁。她进入香港大学中文系任教，将全副心力用于整理父亲遗稿，编校出版了《双照楼诗词稿》。
在该书序言中，她写道：“先君诗词，或沉郁，或超逸，俱见其肺腑与抱负。”她不给父亲做政治定性，只以整理文献的方式为父亲守灵。
2003年，汪文恂逝于香港，至死没有对外界留下一句评论父亲历史的话。

幼子汪文悌的人生充满戏剧性，他是汪精卫子女中唯一正式站在审判席上的人。
汪文悌生于1928年，抗战胜利时不过十七岁，仅仅因为曾在汪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受训并在伪军中实习过，战后就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
1946年11月，首都高等法院做出判决，判词写明：“被告汪文悌，系汪逆精卫之子，受敌伪训育，充当伪军职，本应严惩。姑念其犯罪时尚未成年，爰从轻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月，缓刑五年。”以一个青涩少年之身，承担了父亲投敌的司法连带。
汪文悌当庭供述“年幼无知，受家庭影响”，表示愿意重新做人。缓刑期间，他前往香港，彻底斩断与政治的联系，从零开始攻读土木工程，最终成为优秀的桥梁工程师。香港房屋委员会的公屋设计、多条隧道的结构顾问，都曾留下他的心血。
对于父亲，他晚年只对追问的记者轻轻抛出一句：“历史是过去的事情，我是做工程的，我的桥不会塌。”被问及是否原谅父亲时，他摆了摆手，再无一言。
2023年1月，汪文悌在香港去世，享年九十五岁。当地媒体给他的头衔依然是“汪精卫儿子”，他若泉下有知，大概仍会保持那副无可奉告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