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那个被称为“山西第一美人”的侯冬娥，被日军强行拽进了炮楼。那一整夜，五十多个鬼子如同饿兽般扑向她。彼时，她不过二十二岁，却是高庄村第一位女党员，更是村里的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
 
侯冬娥1921年出生在山西盂县一个穷苦农家。家里地薄粮少，她从小就得下地干活，可偏偏出落得水灵秀气，十里八乡找不出第二个这么俊的姑娘。乡亲们给她起了个外号叫“盖山西”——意思是整个山西都找不着比她更好看的女人。
 
15岁那年，她嫁给了高庄村一个叫李双喜的后生。虽然是包办婚姻，但两口子感情不错，先后生了一儿一女。
 
1939年，侯冬娥入了党，成了高庄第一个女党员，还当上了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她带着全村妇女给八路军做军鞋、送军粮，忙里忙外一刻不得闲。丈夫在她的支持下也参了军，上了抗日前线，家里就剩她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
 
直到1941年那个冬天，日军在村子附近修了炮楼，让汉奸打听附近有没有好看的女人。侯冬娥的“盖山西”名号，就这么传到了日本人耳朵里。可最先出卖她的，不是别人，正是本村的伪村长郭孟娃。
 
那天日军闯进村子，要把郭孟娃两个未成年的女儿带走，郭孟娃慌了——为了保住自己闺女，他把侯冬娥供了出来。
 
侯冬娥当时刚生完女儿没多久，身体还没恢复。几个日本兵冲进院子，二话不说就把她往外拖。她娘在后面哭着追，被枪托砸倒在地。侯冬娥被拽进了炮楼。
 
那一夜，炮楼里先是日军队长，接着是50多个日本兵轮番扑上来。皮带抽、拳头打、撕扯衣服——她的呼救声很快变成了低泣，到最后连哭都哭不出来了。身下的血浸透了铺在地上的稻草。那晚的钟声一下一下地响，夜长得像没有尽头。
 
接下来的100多天，侯冬娥被关在炮楼里，每天都有日本兵进来。她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下身持续出血。眼看她快活不成了，日军才通知她家里人拿钱来赎。娘家人东拼西凑了一笔钱，把她从炮楼里接了出来。
 
回到家推开门，炕上躺着她刚满月的女儿——已经饿死了。孩子没人喂奶，就这么活活饿死在家里。侯冬娥趴在炕上哭都哭不出声。身边只剩下一个3岁的儿子。
 
她身体垮了，连路都走不了，在床上躺了大半年。可好不容易身体恢复了一些，日军又找上门来。这次鬼子放出话：侯冬娥不跟皇军走，全村都得遭殃。为了保护全村人，她第二次被拖进了炮楼。
 
第二次进去比第一次还狠。侯冬娥为了保护其他被抓来的妇女，主动替别人承受更疯狂的虐待。三个多月后，她被日军用担架抬出炮楼——人已经是个孕妇了。为了不让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她拼命干活、拼命折腾自己，终于流产了。从那以后，她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
 
1945年日本投降，侯冬娥终于熬到了战争结束。可她等来的不是安宁。
 
村里人不叫她真名，管她叫“炮楼里的脏女”。有人在她家门口吐口水，有人故意把脏水泼到她家门前。孩子们看见她就远远跑开。有人路过她家，背后嘀咕：“晦气。”
 
有一次她实在忍不住了，站在风里冲着村里人说：“你们骂我脏，那天晚上你们谁敢去炮楼换我？你们说我晦气，可要不是我，那一夜可能就是你们家的人被拖走！”村里人全哑了，没人敢接话。
 
1951年，丈夫李双喜从战场上回来了。侯冬娥盼了这么多年，以为终于有人能替她分担了。可李双喜身边还跟着另一个年轻女人。
 
他见了侯冬娥，就说了一句话：“你被鬼子糟蹋过，脏了，我不能要，儿子归我。”说完带着儿子就走了。女儿已经饿死了，儿子又被抢走——侯冬娥身边一个人都没剩下。
 
1954年冬天，更重的一锤砸下来。因为“被日军玷污”的经历，她被开除了党籍。村党支部书记早就被日本人打死了，没人能证明她在炮楼里的那段历史。她曾经为抗日做过的一切——组织妇女做军鞋、送军粮、动员丈夫上前线——在“进过炮楼”这四个字面前全都不作数了。
 
侯冬娥试过三次自杀，都没死成。后来她改嫁过两次，最后跟一个身体残疾、言语不清的老光棍李五百凑合着过日子。两个人住在全村最破烂的窑洞里，靠砍柴种地勉强度日。
 
1982年麦收时节，一个叫张双兵的乡村教师路过一块麦地，看见一个60多岁的老妇人跪在地里割麦子。她站不起来，只能把拐杖放在一边，跪在地上，一把一把地割。张双兵一问才知道，这就是当年名震山西的“盖山西”侯冬娥。
 
张双兵开始帮她把经历整理成申诉材料。但因为身体原因她没能抵达东京出庭。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侯冬娥没等到判决结果——她1994年就去世了。在盂县高庄那间最破烂的窑洞里，73岁的侯冬娥悄无声息地走了。临走前，她用一块干净的红布蒙住了自己的脸。
 
侯冬娥临终前说过一段话：“希望日本鬼子能够得到惩罚，我们应该得到道歉和赔偿，一定要讨回公道！此仇不报，死难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