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陈玉贞烈士就义前的留影，这并非演员扮演的，而是货真价实的历史珍品，容貌呈现的十分清晰，都看一下吧！

照片上的女人留着短发，穿着灰布棉袄，棉袄上满是血污。身后是荒芜的刑场，脚下是早春冻硬了的土地。风很大，吹起她短发的发梢，也吹动了衣角。她努力站得很直，像一棵长在悬崖边的松树。刽子手在旁边催她快些，她只是平静地望着镜头。

这不是电影剧照，不是演员扮演的，这是一张货真价实的历史照片，拍摄于1952年11月19日，地点在台北马场町刑场。照片上的女人叫陈玉贞，那一年她三十二岁。几分钟后，枪声响了。

2025年冬天，这张照片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里，照片是在台湾屏东师范学校1951级的毕业纪念册中找到的。技术人员对照片做了修复，陈玉贞的容貌变得清晰可辨，短发，眼神安稳，是那种典型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模样。这张证件照填补了陈玉贞生平历史的一段空白。

陈玉贞，小名嫩姐，1920年8月出生在福建福清江镜镇陈厝村一个普通商人家庭，父亲陈吓美和母亲王水宋早年在福州经商，家境还算殷实。在重男轻女还是常态的年代，父亲打破常规让她上学读书。陈玉贞很争气，发奋苦读，考入了福建协和大学。那时协和大学内迁至邵武，她在那里完成了学业，1942年获得学士学位。

大学期间，她参加了著名的“笠剑学风”运动，那是1938年福建省教育厅号召学生深入农村开展战时教育的行动，每名学生领到一顶斗笠和一柄短剑。那柄短剑一直陪伴着她，直到赴台前夕。如今，短剑被珍藏在福清一中校史馆，是她留给世人的唯一遗物。

毕业后，陈玉贞回到家乡投身教育，先后在福清县立初中和私立文光中学任教。福清县立初中和私立文光中学当年是中共福清地下党组织传播革命真理的重要阵地。在那里，陈玉贞接触到了革命思想。

她的侄子陈茂雄后来回忆，陈玉贞曾在笔记本上写下这样一段话：“恶劣的环境使人苦恼，但苦恼是无益于事的，最好能拿把巨斧，尽生平之力，劈开一条生路！”“巨斧”是她对信仰的隐喻。她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把个人理想融入了民族解放的洪流。

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1946年，陈玉贞接到组织派遣，以教师身份赴台湾潜伏。对于一位出身良好、性格温婉的女子而言，这意味着告别安稳生活，踏上一条生死未卜的路。但她没有犹豫。

到达台湾后，陈玉贞先后在嘉义农业职业学校和屏东师范学校任教，她以教师身份为掩护，暗中与党组织保持联络，从事秘密宣传与联络工作。1947年，她曾短暂回到福清探亲。临别前她对家人说：“尽管异乡的花草如此多姿，少女如此多娇，但我总是热爱我的故乡。”没人想到，这竟是她留给家人最后的话。

在嘉义任教期间，陈玉贞结识了吴乃光，吴乃光出生于1920年，广东丰顺人，受中共华南局派遣在台湾从事地下工作。两人在革命工作中志同道合，感情日渐深厚。为了扩大秘密工作阵地，陈玉贞还主动出资，帮吴乃光在屏东开了一家“爱智书店”，作为文化宣传的据点。

1950年9月，“吴乃光案”爆发，吴乃光身份暴露，陈玉贞受牵连被捕入狱。在狱中，陈玉贞等人坚贞不屈，没有透露任何信息。台湾当局一无所获。1952年11月19日，陈玉贞与吴乃光一同被押往台北马场町刑场。

行刑前的最后时刻，吴乃光紧紧握住陈玉贞的手，高声说道：“我和陈玉贞同志相知相爱，却还未举行过婚礼。今天，我们庄重地宣布，让敌人的隆隆枪声，成为我们婚礼的礼炮声吧！”随着枪声响起，两人倒在血泊之中。后人把这场牺牲称为台北版“刑场上的婚礼”。

临刑前，陈玉贞留下三封亲笔信，在其中一封致亲友的信里，她写道：“我问心无愧，我平生做事没有对不住国家、对不住朋友的，更没做非法的事，而当局却这样待我是莫大奇冤……”寥寥数语，尽显一个革命者的气节。

2013年，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落成。花岗岩石碑上，陈玉贞的名字位列第八组1016号。在福清一中校园内，有一条“玉贞路”、一栋“玉贞楼”，以此纪念这位用生命守护信仰的巾帼英雄。

照片上那个短发女人，站在荒芜的刑场上，风很大，吹起她的发梢和衣角。她站得很直，像一棵长在悬崖边的松树。刽子手催她快些，她只是平静地望着镜头。

三十二年的人生，就这样定格在一张黑白照片里，这张照片，值得每一个人多看几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