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上珍，1929年出生，浙江余姚人。

中国共产党党员，志愿军第20军教导团文化教员，在部队期间多次被评为三等功。

1950年4月，谢上珍加入第9兵团第20军知识青年训练班。

他是余姚城里念完高中的读书人，家里开着一间小杂货铺，父亲本想让他考师范谋个安稳饭碗。可那年春天他在报纸上看到部队招收知识青年的布告，瞒着家里把铺盖一卷就去了宁波报到，再辗转至昆山——第20军教导团"知识青年训练班"就在那儿，同批进去的有福建来的高中生、苏南的大学生，大家以为是要练好了渡海解放台湾。没人料到六个月后朝鲜战争爆发，第9兵团整个调往山东整训，紧接着改番号为志愿军，直奔朝鲜。

1950年11月，20军作为第9兵团先头部队隐蔽入朝，谢上珍跟着教导团往长津湖方向走。他这文化教员不是坐办公室抄标语的活——部队里好多解放战士和刚补入的新兵不识字，领弹药要领要念、战斗口令要教、歼敌数字要统计上报，行军间隙他就蹲在雪窝子里给战士们划"一丨丿丶"，拿树枝在冻土上写"瞄准""拉栓""卧倒"。真正要命的是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江南过来的兵只发了薄棉衣，有些人脚上的胶鞋踩进雪里就脱不下来。谢上珍自己十个脚趾冻得乌紫，夜里照样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给连队出战斗快报，第二天一早又挎着急救包跟着担架组往阵地上摸，扶抬伤员、清点人数、登记阵亡姓名——很多年轻战士牺牲时兜里连张写名字的纸片都没有，他就凭记忆把脸和特征记在小本子上，回去补造名册，这活细碎但关键，战后因此评了三等功。

长津湖打完，20军撤到后方休整，1951年2月谢上珍随部队重返战线参加后续战役，继续在连队做文化教育和政工动员。他后来回忆说，最难受的不是挨冻挨饿，是替那些说不出名字的战友造册——你记下了，这人才算真来过。复员转业后他回到地方工作，晚年每逢清明仍会把那枚褪色的三等功奖章擦一擦，摆在桌上半天不说话。

那个年代像谢上珍这样的"学生兵"在第20军教导团不下数百人，他们原本可以读书、考学、过普通人的一生，却在二十一岁时把名字填进了伤亡登记表。历史书上讲长津湖往往聚焦将领与王牌部队，但这些教战士认字、替牺牲者留名的文化教员，同样是那场战争沉默的骨架。他们没端着机枪冲上高地，却在风雪帐篷里一笔一划替战友守住"被记住"的权利——这份活你翻遍战史也只占半行小字，可缺了它，许多英雄就真的消失在档案之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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