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党的1O5岁生日，由此我在想，全国十四多亿人口中，有一亿多是党员，也就是说：约十四个人中就有一位是党员。我想说：一百个、一千个、或一万个党员中，有一个是王宏斌式的党员，全国农村处处是南街，绝对能做到。

这话听着像感慨，其实一点不夸张。中组部刚公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底，全国党员总数10128.6万名，基层党组织543.1万个，光是农牧渔民党员就有2600多万。每14个中国人里站出一个党员，行政村几乎村村都有党支部。可问题从来不在"量"，而在"质"，在村支书敢不敢拍板、肯不肯吃亏、愿不愿把账目摊在太阳底下让人看。

说起王宏斌，河南临颍人，1951年生，1976年入党。早年他在县生产公司端着"商品粮"的铁饭碗，看见老家南街村穷得叮当响——那时候周围乡镇叫它"难街村"，人均七分地，集体账上空空如也——他愣是把工作辞了回村当农民，被推为党支部书记。1981年包产到户后南街村也分了地、包了厂，三年下来地撂荒、工人拿不到工资，他领着支部1984年把企业收回集体，1986年起在村民自愿基础上逐步收回责任田统一经营。东拼西凑三万块办面粉厂，"靠玩泥蛋起步，靠玩面蛋发家"，后来又上砖厂、方便面厂、调味品厂，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南街村方便面卖进北京，"颍松"牌行销全国，村集体年产值冲过二十亿。最扎眼的是什么？王宏斌坚持每月只拿二百五十块村干部工资，奖金全额交公；村民住房、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学费、看病、用水电气全由集体负担，实行"工资加供给"，供给占大头。他有一句话："宁为集体造金山，不图个人半块砖。"这不是标语，是三十年真金白银没往自己兜里装。

有人撇嘴说南街村是特例，沾了早年市场空白和区位便宜。可你细想——全国五十多万个行政村，2600多万农民党员，哪怕每万个里只出一个真心豁出去、不谋私利、懂经营、敢扛事的领头人，也有五十来个南街村量级的带头人。实际上光"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里扎根乡村的就不止这个数，华西村的吴仁宝、刘庄的史来贺、航民村的朱重庆、滕头村的傅企平……他们模式不同，共同点却惊人一致：村支书自己先清白，先把"我"字放后面，再把集体资产拢起来、账目公开、产业因地制宜做起来。难点从来不是地理和资源——许多贫困村旁边国道高速都有、山水禀赋更好——缺的就是那个愿意抵押自家房子给集体凑启动资金、被骂了也不撒手、赚了钱不往私人账户转的人。

眼下乡村振兴喊得震天响，项目款、扶持政策往下灌了不少，可有些地方钱到了，人没到、心没到，支部软、账目糊、产业跟风照搬昙花一现。反过来那些真正翻身的村子，你去问老农谁起的头，十有八九会指村部里那个晒得黢黑、骑电动车串组的书记名字。党员证好入，但"党员"两个字的分量，是在退下来时村民还念你好的那种分量。一亿多党员，筛掉混日子的、畏难的、谋私的，只要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回到王宏斌们那种"公"字当头、敢闯敢担、把村民当家人的底色，中国农村的面貌绝不只是几个样板村点缀地图——它会成片地、真实地不一样。党龄可以过生日纪念，但老百姓认的是你平日做了什么，不是七一那天的横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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