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时医生只考虑治病不考虑创收——一名神经外科医生的心里话

我是搞神经外科的，现在在郑大三附院当神经外科主任，也兼着大外科主任。2023年，我从郑大五附院（也就是以前的郑州铁路局中心医院）调到了这里。

干了一辈子临床，又带了不少科室，按理说早就该习惯了现在的医院环境。但有时候下了手术台，脱下那身湿透的洗手衣，坐在办公室歇会儿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起早年在铁路局中心医院当大夫的日子。今天写点东西，不为别的，就是想说句憋屈很久的话：咱们当大夫的，到底啥时候才能只管治病，不用再操心创收的事儿？

回想几十年前在铁路局中心医院那会儿，日子过得简单，医患关系也真叫一个和谐。那时候医院是郑州铁路局办的，我们不仅是医生，更是“铁路人”。我们的工资是铁路局全额发的，奖金也跟病人交了多少费、科室做了多少钱一点关系都没有。对咱们神经外科来说，每天琢磨的就是怎么把脑子里的瘤子切干净，怎么把外伤的病人从鬼门关拉回来。

那时候，大夫和病人家属之间哪有什么防备？经常是我们这帮年轻大夫下了班，和患者家属在院子里一起打篮球。一场球打下来，出了一身汗，大家坐在场边喝口水，很多病人家属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病人来住院，眼里是对大夫的信任，把命交给你，人家心里踏实；我们心里也踏实，不用防备这防备那，更没有现在常说的“医疗纠纷”。老主任带着我们这帮年轻人，大家凑在一起，讨论的全是纯粹的技术。没人会在开刀前盘算这个手术会不会赔钱，也没人会在查房时算计着多开几项检查。因为治病救人就是天职，治好病，大夫心里就有成就感，受人尊重。

后来，时代变了。2005年，医院移交给了郑州大学，成了大学附属医院，医院的性质变成了“事业差供单位”，上面给的财政补贴很少，大头都得靠医院自己去挣。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绩效考核来了。作为科室主任，我体会太深了。当大夫的收入跟科室挣的钱挂钩了，当医院的运转全指望大家去“创收”了，事情就不一样了。我们在治病救人和科室效益之间，被夹在中间。遇到个神经外科的重症病人，大夫在定方案的时候，脑子里可能就不自觉地会打个转：这个保守治疗虽然对病人好，但会不会影响科室的考核？要不要多开点检查，既能规避风险，又能增加点收入？

很多人说现在大夫过度检查、防御性医疗，其实真不全是道德问题。很多时候，是制度逼着大夫不得不这么干。神经外科是个精细活儿，手里的刀差一毫米，病人可能就瘫了或者没了。如果这把刀在动的时候，还得惦记着科室的创收指标，还得想着个人的绩效，那这刀拿得就太沉了。

其实，外界可能对我们医生群体有个误解，觉得大家这么拼命就是为了挣大钱。说实话，干我们这行的，绝大多数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有个特点，就是脸皮薄，对物质真没太高的追求。我们不求大富大贵，不指望靠这双手发家致富，只要给一份能养家糊口、相对体面的收入，我们就知足了。

我们真正在乎的，是那份职业尊严，是社会的尊重和理解。当病人康复出院时那一声真诚的“谢谢”，当走在街上被患者认出来时那信任的眼神，那才是支撑我们熬夜值班、连台手术的真正动力。我们渴望的，是一个能让我们挺直腰杆、纯粹靠医术和良知赢得掌声的环境，而不是被当成生意人一样去考核KPI。

我常想，破局的办法在哪儿？我盼着新一轮的医疗改革能真正落到实处，全面推行医生固定年薪制。把“创收”和“生存”彻底剥离开，让医生的体面收入靠真本事和高尚医德来挣，而不是靠开检查单和处方。

我理想中的考核，应该是看疗效，看治愈率。评价一个神经外科医生好不好，别看他给医院挣了多少钱，要看他救活了多少人，并发症降了多少，病人出院后能不能好好过日子。得让那些真正潜心钻研技术、一心为病人着想的医生，得到应有的回报和尊重。

从铁路局中心医院，到郑大五附院，再到2023年来到郑大三附院，我亲眼看着医学技术越来越先进，但也经历了体制转型的种种无奈。让医生“只考虑治病不考虑创收”，不是一句话就能办到的，得靠制度的改变，得靠全社会重新认识医生的价值。

但我还是相信，不管时代怎么变，当医生的初心不能丢。我盼着有那么一天，咱们都能卸下创收的包袱，回到那个只需要专心听诊、专心开刀、专心治病的纯粹年代。到那时候，无影灯下的每一把手术刀，都只为切除病灶而挥；咱们医生的心里，也只有对生命的敬畏，再无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