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又有几个是好东西？
魏安釐王魏圉（剧照）
燕王刚和赵国歃血为盟，回头就捅刀子公元前251年，燕王喜派丞相栗腹出使赵国，带五百金为赵孝成王祝寿，两国订下友好盟约，互通关口，约为兄弟之国。
《史记·燕召公世家》记此事说：“燕王喜使栗腹约欢于赵，以五百金为赵王酒。”场面不可谓不隆重，盟誓不可谓不庄重。
栗腹回来后却向燕王喜报告：“赵王壮者皆死于长平，其孤未壮，可伐也。”
他认为赵国精壮男子几乎全葬送在长平之战的坑杀中，剩下的是孤儿寡妇，国内没有多少可战之兵，此刻发兵定能占大便宜。
燕王喜动心了，他召乐毅之子昌国君乐间问策。
乐间说得很清楚：“赵，四战之国也，其民习兵，伐之不可。”
赵国四面强敌环伺，百姓从小熟习战阵，你趁人虚弱去打它，赵人反而会同仇敌忾。
燕王喜不服，说我用五倍兵力打他一倍不行吗？乐间依然说不行。
将渠也劝：“与人通关约交，以五百金饮人之王，使者报而攻之，不祥，师必无功。”
刚结盟、刚送礼、刚说要做万年兄弟，转头就打人家，这种背信之事上天不会保佑。
但燕王喜听不进去，他调动战车两千乘，命栗腹攻鄗、卿秦攻代，自己还亲自率后军跟上。
将渠拉着他的衣带哭谏，被他一脚踢开。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廉颇率赵军迎战，在鄗大败栗腹并斩之，在代击败卿秦，随后乘胜追击败军五百余里，一路打进燕境，围困燕都蓟城。
燕王喜慌忙割让五座城邑，派将渠去求和，赵军才解围。
这事值得玩味的不是燕军战败，而是燕王喜前后的行为逻辑。
上午还在赵国摆酒宣誓永为好盟，下午就因一句“赵国空虚”而决定偷袭。
盟约对于燕国朝廷来说，不过是一张可随时撕毁的废纸，只要有利可图。
燕国在秦国面前是受害者，挨过秦军攻破蓟城的耻辱（后来的事），可在赵国遭遇长平巨创时，它没有半点怜悯，反而想踩上一脚分一杯羹。
它谴责秦国背信，自己做起来却一样的恬不知耻。
如果秦国灭赵叫虎狼无情，那燕国这出刚结盟就背后捅刀，区别只在兵力多寡，不在德性高下。
魏安釐王杀卫怀君，无耻又残暴再往南看，卫国到战国晚期已经萎缩到只剩濮阳附近几座城池，早不是春秋时“秉礼之邦”的样子，是魏国的附庸，定期朝贡，外交军事听命于大梁。
公元前252年，卫怀君按照臣服之礼前往魏国都城大梁朝见魏安釐王魏圉。
《史记·卫康叔世家》记：“怀君三十一年，朝魏，魏囚杀怀君。魏更立嗣君弟，是为元君。元君为魏婿，故魏立之。”
卫怀君一到魏境就被扣押，随即被处死。
魏国另立他的弟弟为卫君，即卫元君，因为卫元君娶了魏安釐王的女儿，是魏王的女婿，方便控制。
整个过程没有任何正义借口，卫怀君没有反叛，没有拖欠朝贡，没有暗通秦国，他只是按规矩来朝见宗主。
魏国杀他纯粹是因为想换一个更听话、与魏王有姻亲关系的傀儡。
卫国国君的生死，由魏国国君一句话决定，如同处置自家封君。
之后卫元君在位时，卫国事实上已降为魏之封君采邑，不再有独立诸侯地位，《 《韩非子》·有度》称“魏安釐王攻尽陶、卫之地”，可知魏对卫已是直接吞并性质。
这件事常被史家用来说明“弱国无外交”，这当然对。
但换个角度看，魏国在秦国虎视眈眈下也是苟延残喘的半个弱者，丢了河西之地给秦，连自家宗庙都朝不保夕，可它对比自己更弱的卫国，照样可以随意囚杀其君、改立傀儡、夺其土地。
魏国朝堂上那些痛骂秦国“无道”“夷狄”的士大夫，没人为卫怀君说一句话，因为这在当时贵族眼里是“正常操作”，小附庸本来就是大宗主的私产。
强者虐弱叫暴秦，弱者虐更弱者叫“理之当然”，这便是战国道德分裂最触目惊心之处。
赵孝成王（剧照）
中山国背盟伐燕再把目光稍稍往前推一点，中山国是白狄鲜虞部建立的国家，战国中期经桓公复国后一度强盛，号称“千乘之国”，与赵、燕、齐相颉颃，甚至一度与燕、赵互尊为王。
公元前314年，燕国发生子之之乱，齐宣王趁机率军攻入燕都，几乎灭燕。
中山国此前与燕国同为“王”，且有同盟关系，但看到燕国内乱、齐国大举入侵，中山非但没有援燕，反而命相邦司马赒率军北上，“亲率三军之众，以征不义之邦”，实际是趁火打劫，夺取燕国方圆数百里的土地和数十座城邑，满载珍宝而归。
这事在中山王鼎铭文里中山国自己还颇为得意地记载了下来，他们认为这叫“征不义”，其实不过是标准的趁火打劫、背盟侵友。
赵国后来连续七次攻中山，公元前296年终将中山灭国，迁其王于肤施。
中山国人勇悍善战，曾让赵武灵王视为心腹大患，可它对自己的盟友燕国下手时，与它所痛恨的“强秦吞并”在本质上并无不同，只是体量小一号而已。
宋康王射天鞭地宋国到战国晚期本也已衰微，但宋剔成君之弟宋偃宋康王夺位自立后，一度出兵伐齐取五城、败楚取地三百里、攻魏取二城，还灭掉滕国这样的微型诸侯，号称“五千乘之劲宋”。
宋康王做的另一件事是“射天鞭地、斩社稷而焚之”，用弓箭射天神画像、用鞭子抽打地祇象征、砍毁本国社稷坛并焚烧，这是一种极端的挑衅天地神灵的行为，也意味着他根本不把任何传统信义、宗法礼制放在眼里。
他自称“桀宋”，行事暴虐，喝醉了拿弓箭射向朝中敢谏言之臣。
这副做派，不就是缩小版的“秦王无道”吗？宋康王模仿的正是大国兼并者的一切做派，不信诸侯、不畏天道、不服周礼、唯力是崇。
最后齐、楚、魏三国联手灭宋，瓜分其地，宋人并没有因宋康王的“小霸王”做派而得保全，反倒因之更早招祸。
这个例子特别能说明问题：一个二流小国一旦尝到“我可以欺负比我更小的”滋味，它模仿起暴虐来比原创者还起劲，因为它更需要用夸张的暴力来证明自己“也是玩家”。
为什么弱者也会变成施暴者？
以上几桩史事摆在一起，可以引出几个层面的思考。
第一，战国式的“信义”从根子上就建立在实力均衡之上，而非建立在道德共识之上。
春秋时代还有一点“弭兵”“会盟”“诸侯相见以礼”的影子，到战国完全让位于兼并逻辑。
国与国之间的盟约，本质是两个势力对当下利益的暂时妥协，秦国与赵国订盟可以转眼背弃，燕国与赵国订盟同样可以转眼背弃，魏国对齐国屈膝转头就联赵攻齐。
当所有人对所有盟约都持“有用则守、无用则弃”的态度时，背信就不再被参与者视为道德污点，只被视为战略判断失误，燕王喜的失误是被廉颇打败，而不是背盟本身不对。
在这种环境里，弱者当然也会背信，因为它学的就是这个游戏规则。
第二，“受害者心理”并不自动产生同理心。
燕国被秦国威胁、魏国被秦国夺地、韩国被秦国逐年切割，这些国家在秦国面前是可怜虫，但它们不会因此对被它们欺凌的对象产生同情。
恰恰相反，在强者那里受的屈辱，往往促使它们急于找一个更弱者来宣泄掌控欲。
“我管不了秦国，我还管不了一个半死不活的赵国（以为赵长平后不堪一击）？”
“我挡不住秦军吞并，还不能在附庸卫君头上生杀予夺？”这是典型的心理位移：暴虐自上而下传导，像水往低处流。
第三，战国小国本身也是兼并体系的参与者，而不只是被动牺牲品。
我们习惯把六国刻画成“被秦国吞噬的无辜者”，但除燕、魏上述事例外，史书中俯拾皆是：齐灭宋（前286年）、楚灭鲁（前256年）、赵灭中山（前296年）、秦灭周（前256年及前249年），六国互灭互吞从未停止。
它们每一个都想当那个“最后的幸存者”，每一个都盼着别人先死而自己分到一块。
这种全员博弈的结构决定了，没有谁是干净的。
信义在战国公卿口中是漂亮话，在竹简记录里是偶尔的点缀，在实际外交中约等于零。
宋康王（剧照）
乱世中唯一清醒的声音为何总被踢开？回看燕王喜伐赵那一幕，有一处细节很动人也很凄凉。
《资治通鉴》记将渠拉着燕王的衣带哭劝：“臣非自为，为王也！”燕王喜用脚把他踢开。
将渠的话其实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政治伦理层面，“与人通关约交，以五百金饮人之王，使者报而攻之，不祥”；二是现实判断，“师必无功”。
他既说这么做不义，也说这么做会输。
将渠这类人在战国史书中零星出现，乐间也算一个，他明知道燕王喜听不进去仍据理力争，他们是乱世中残存的一点理性与良知。
但他们几乎永远被踢开、被罢黜、被无视。
因为他们的君主已经被“兼并焦虑”和“投机冲动”完全占据：再不抢就没机会了，赵国垮了我就能多活几年，万一打赢了呢？这种赌徒心态压倒一切。
可悲的是，燕王喜赌输了，割五城求和，将渠反而被起用去跟赵人谈判，因为只有他还算有点信用，赵人肯跟他谈。
这是战国最讽刺的画面：背信者自己搞不定局面时，还得请那个被他踢倒在地的守信者收拾残局。
乱世里,强者没有信义又凶暴残忍，弱者何尝不是这样？但弱者的暴虐恰恰证明了一点：当整个时代的价值底座崩塌之后，没有人能靠“我是受害者”获得道德豁免权。
暴虐会向下传染，信义若不靠制度与文化来守护，只靠利益临时维持，它在任何一级关系中都保不住。
战国最后全部沉入秦制的洪流，六国君子哭庙之日，不知可有谁想起过:当年他们对更弱小的国家、对盟约、对附庸之君，也曾那样轻率地举起过屠刀。
国与国之间如此，其实，人与人之间，何尝不是如此？
参考书目：
《 《史记》·燕召公世家》
《 《史记》·卫康叔世家》
《史记·乐毅列传》
《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