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总是退，总是忍让；最让人头疼的是，中国从来没有灭亡日本的军事计划与准备。整个社会整个国家都是过分的善良和平。但是日本1000年来，制定的灭亡中国的计划和实际准备却是非常充分。我们就是把日本人想的太好了，从来都是；所以1000年来一直吃亏。 承认一个事实虽然很扎心，但必须得说：在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中国从来没有一份真正的“灭亡日本计划书”。哪怕是被逼到绝境，我们也只是想把侵略者赶出去，而我们的邻居，为了“吞下中国”这盘棋，推演了整整十个世纪。 这种战略上的不对等，不仅是善良，更像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惯性。你看战国末期的丰臣秀吉，手里权力刚热乎，1585年就在给下属的信里把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不仅要征调全国的火枪和粮草，甚至连把天皇迁都到北京、让宁波变成日本永久口岸这种事都规划得一清二楚。 这哪里是临时的疯狂？分明是刻在骨子里的执念。那时候的明朝在做什么？万历援朝把对方打回老家后，我们的诉求竟然只是“恢复朝贡”，把对方赶出国门就觉得万事大吉，甚至从未动过一丝反攻本土、彻底解除后患的念头。 有人说这是“天朝上国”的傲慢，其实更是一种认知时差。到了近代，这道裂痕被撕得血淋淋。魏源写《海国图志》，本意是教中国人看世界，结果这书在国内书架上落灰，反倒被日本人像捡到宝一样带回去，成了他们搞“兰学”、看世界的敲门砖。 当我们还在谈论仁义道德、觉得退一步海阔天空时，对岸的参谋本部早在1888年就把作战地图画到了毛细血管里——先拿旅顺，再吞舟山，不管是兵力调配还是战后怎么瓜分，每一道工序都像外科手术一样精准阴狠。 这不仅是野心的问题，更是执行力的碾压。1900年那一团乱局里，八国联军进北京，谁能想到出兵最多、达到2.1万人的竟是日本？他们不仅人多，还死死卡住了京津铁路这条大动脉。再看后来的“九一八”，关东军吞下东北全境竟然只用了一夜。 从1874年借口牡丹社事件勒索50万两白银，到后来田中义一鼓吹把“满蒙”作为征服支那的跳板，每一次出击，他们都经过了数年乃至数十年的处心积虑。而我们？每一次都是在对方刀架在脖子上时，才仓促寻找防御的盾牌。 可笑的是，这种单方面的“和平愿望”往往被解读为软弱。甲午战败，两亿多两白银赔出去，那可是朝廷几年的血汗，换来的却不是安宁，而是《二十一条》那样试图彻底殖民的更大胃口。几千万军民的伤亡，六百多亿美元的损失，这样惨痛的代价时刻在提醒我们：把赌注压在侵略者的良心上，是历史上最大的误判。 到了今天，很多人还在纠结为什么我们不学学对方那股“狠劲”，搞个反制计划。其实大可不必觉得憋屈。现在的和平策略，不再是当年两眼一抹黑的被迫忍让，而是看透游戏规则后的降维打击。历史上靠抢地盘发家的，最后都在给战争巨债填坑。 我们现在的底气在于，原则红线寸步不让——不论是东海的岛礁还是那张海峡的地图，谁碰谁就要付出代价。但在非核心冲突上，与其不仅把精力耗在无休止的“喊打喊杀”中，不如闷头搞建设。这种战略定力，和当年的“无知”有着本质区别。 不过，丰臣秀吉几百年前那句“迁都北京”的狂言，依然该刻在每一代人的警钟上：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那把防身的猎枪，必须时刻擦得雪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