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塔尼亚胡请求特赦：贪腐诉讼妨碍其执政。   路透社报道，11月30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律师阿米特·哈达德，向总统赫尔佐格递交了长达111页的赦免申请，正式请求撤销对其持续多年的贪腐审判。   这一举措创下以色列历史纪录——首次有在任总理未被定罪即主动申请特赦。   内塔尼亚胡在申请中直言，长达六年的刑事诉讼程序已严重侵蚀自己的执政能力，“每周需耗费至少12小时参与庭审，导致国家安全决策与加沙战事指挥受到直接影响”。   他强调，赦免并非为个人脱罪，而是“降低社会分裂、促进国家和解”的必要举措，自己需要“全身心投入国家事务”。   但通篇申请中，他始终未承认任何罪行，也未表达丝毫悔意，这成为后续争议的核心焦点之一。   回顾案件本身，内塔尼亚胡的贪腐案由三起独立案件合并而成，调查始于2019年，2020年初检方正式以受贿、欺诈和违背公众信任三项罪名起诉，他也因此成为以色列首位在任期间受司法审理的总理。   第一案中，他被指控在2007年至2016年间，收受以色列商人阿尔农·米勒汉、美国商人帕克价值约28万美元的雪茄、香槟等奢侈品，作为回报为两人提供政策便利，若定罪最高可判10年监禁。   第二案涉及为贝佐斯旗下卫星公司提供监管豁免，换取《华盛顿邮报》对其政府的正面报道，罪名为欺诈和违背公众信任。   第三案则是利用总理权力，为电信巨头谋取监管优待，换取新闻网站Walla的有利舆论倾斜，检方已掌握其与媒体高管的秘密通话录音作为核心证据。   三项罪名若全部成立，内塔尼亚胡将面临最高13年监禁，政治生涯彻底终结。   自2020年起诉以来，内塔尼亚胡不断以国家事务、外访、健康等理由申请庭审延期，加沙战争的爆发更让多场关键庭期被迫推迟，多次引发法律界对其“拖延避审”的强烈不满。   今年11月，法院下达最后通牒，要求其每周三次出庭参与实质审理，包括核心证据的公开质证环节，每次庭审时长不低于四小时，这一安排严重挤压了总理的日常工作时间，成为其递交赦免申请的直接导火索。   更具戏剧性的是，就在提交赦免申请的次日（12月1日），内塔尼亚胡的律师再次以“政治和安全议程紧急”为由，要求取消原定于12月2日的听证会，司法部门最终同意该请求，但条件是延长12月3日的庭审时长。   除了法律层面的重压，内塔尼亚胡面临的政治压力同样严峻。这场贪腐审判已成为以色列社会最深刻的裂痕，支持者与反对者形成尖锐对立。   国际层面的干预更让局势复杂化，总统特朗普自今年6月起便公开发声，将对内塔尼亚胡的审判定性为“政治迫害”，并在11月12日直接致信赫尔佐格总统，要求对其“全部赦免”。   这一请求在以色列社会引发的反响堪称撕裂，执政联盟及其支持者认为，加沙战争背景下，应优先保障总理的战时领导权，审判已沦为“政治工具”。   反对派和法律界则旗帜鲜明地反对，前总理、反对党“拥有未来”党领导人拉皮德直言：“没有认罪、没有悔过、没有辞职，就绝无可能获得赦免，这是法治的底线。”   根据以色列法律，总统虽有权在未定罪前赦免他人，但需以“符合公共利益”为前提，且历史上从未有过在任总理获此待遇。   更重要的是，特赦传统上以当事人认罪悔罪为基础，而内塔尼亚胡的强硬态度完全违背这一原则。   民调数据更直观反映了公众立场：63%的以色列民众明确反对特赦，核心诉求是“没有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如今，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正陷入极为棘手的“两难困境”。如果批准特赦，将引发大规模民众抗议，法治底线遭到严重质疑，甚至可能触发宪政危机。   若直接拒绝，将加剧国内政治分裂，执政联盟中的极右翼势力可能强烈反弹，进而威胁政府稳定；若选择暂缓决定，只会让社会分歧持续蔓延，进一步消耗国家治理资源。   从法律程序来看，赫尔佐格已将赦免请求移交司法部征求专业意见，并启动多部门联合评估，最终结果预计将在2-4周内作出。   以色列法律明确，总统的赦免权力仅限于个人刑罚豁免，无法彻底终结案件，即便内塔尼亚胡获得赦免，检方仍可基于新证据重新起诉，这也让特赦的实际意义打了折扣。   而在特朗普和极右翼阵营的持续施压下，总统罕见批准特赦的概率虽低，但一旦发生，将成为以色列民主史上最大争议事件，严重冲击司法独立性与社会信任。   这场特赦风波与内塔尼亚胡此前推动的司法改革一脉相承，他曾试图通过改革削弱最高法院权力，引发全国性大规模抗议，加剧了社会分裂。   截至12月1日，赫尔佐格总统尚未作出最终决定。这场持续六年的贪腐诉讼，早已超越单一案件的范畴，成为以色列民主制度面临的最大考验。   总统的每一步抉择，都牵动着国家法治的尊严、社会团结的根基与政治稳定的未来。 参考信源： “内塔尼亚胡已递交正式赦免请求” 2025-11-30 21:55·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