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底，占领香港的日军发现印钞厂，便立即开启货币战争，谁知竟一败涂地！   12月25日，日军攻占香港，英军总督杨慕琦递交降书，港岛沦陷，香港民众迎来了“黑色圣诞节”，但日军的野心远不止于军事控制，更盯上了中环的香港印钞厂。   当时，这家印钞厂设备先进，库存的印钞纸、防伪油墨和凹版印刷机一应俱全。日军宪兵队闯入厂房时，堆积如山的印钞纸和未启封的油墨让他们欣喜若狂，仿佛捡到了“金融核武器”。   其实，在进攻香港前，日本就把“货币战争”列为侵华重要手段，自1937年全面侵华开始，日军在东京设“登户研究所”，专门研制伪造中国法币的技术。   顶峰时期每月能伪造200万元法币，至1941年累计伪造总额高达25亿元。   香港印钞厂落入日军之手后，他们试图借助厂内设备和纸张，直接印制中国银行、中央银行发行的10元、100元法币。   为此，日军从本土调来30多名印钞专家，1942年首季就试印出“高仿法币”800万元，纸张和油墨全取自厂内库存，连防伪纹路也几可乱真。   但日军的“金融阴谋”并未止步于伪造法币，他们在占领区同步推行三种伪币体系：北方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券”（联银券）、华中的“中央储备银行券”（中储券）、南方的“华南联合银行券”。   强行规定用伪币兑换法币，限定流通范围，把法币赶出市场。   例如，在上海发行的中储券，1940年规定1元中储券可兑换1.2元法币，强制钱庄以此收兑民众手中真钞，再用这些法币到国统区大肆采购棉花、钢铁等战略物资。   日军曾乐观估算，靠货币战每年可攫取10亿法币物资，相当于国民政府年度军费的三分之一。   更隐蔽的是，伪钞被用作“秘密经费”。据统计，1944年驻上海日军特务机关25亿元支出中，70%是伪造法币。   日企三井、三菱等在华开办纱厂，资本金竟用假法币，赤裸裸地“空手套白狼”，攫取中国经济资源。   然而，日军的币战算盘很快落空，中国方面早有防备。香港沦陷前，中国银行已秘密将印钞厂的防伪钢版和密码母模运往重庆，关键模具没落入敌手。   日军虽有设备，却造不出一模一样的真钞。   更致命的是，1942年国民政府推出“地名券”改革，所有大面额法币都加印重庆、昆明等地名，只在后方流通。   这样一来，日军用香港印钞厂印出的“无地名”伪钞一到国统区银行，立刻就会被识破。   1942年夏，桂林海关一次查获港制伪钞200万元，全部盖章作废并公开焚毁，中央银行等联合印制“真伪对照样本”，培训钱庄伙计、商铺掌柜识别真伪，防伪宣传遍及城乡，形成全民反伪网络。   法律层面也毫不手软，1937年颁布的《妨害国币惩治暂行条例》明令：伪造法币者以汉奸论处，最高可判死刑。   1943年广西破获一宗伪钞案，主犯被枪决，案件过程还被《中央日报》连载，极大震慑了不法分子。   国民政府还组建“金融侦探队”，在主要交通枢纽设卡查验。1942年一年就查获伪钞1.2亿元，涉案人员被捕3000余人。全民反假，令日军的“伪钞攻势”屡屡受挫。   更有意思的是“以假制假”。1941年，蒋介石密令军统局与英美造币公司合作，在重庆秘密建厂，大量仿印日伪“中储券”，到1945年共印1.5万箱，源源不断走私到上海、南京。   大批伪中储券流入市场后，令日军自己也难辨真假，伪币信用迅速崩溃。   敌后抗日根据地则采取“隔离战术”。冀南银行发行“冀钞”，规定1冀钞兑20联银券，坚决拒收伪币；山东北海银行在钞票加暗记，农会、民众定期排查假钞。   1943年滨海根据地一次性收缴伪北海银行券50万元，全部焚烧发电，既销毁假币又解决能源短缺。   尽管日军投入巨大心血，香港印钞厂的“金融武器”最终沦为废铁。1943年后，这家工厂基本停工，累计印制1.5亿元伪钞，其中仅30%流入市场，大部分被查获销毁。日军掠夺的物资总额远低于计划的四分之一。   更严峻的后果在于，日伪币滥发直接导致通胀失控，1944年，北平一斤玉米面需500联银券，民众怨声载道，日军不得不派宪兵维持粮店秩序。   到1945年1元联银券仅能兑0.01元法币，中储券在上海基本变废纸。 国民政府虽然成功守住了法币主导地位，但长期货币战带来的通胀压力同样巨大。到1945年，法币购买力仅剩1937年的1/300，为战后经济留下了隐患。 1945年9月美军解放香港时，香港印钞厂只剩满地废弃的伪钞半成品和生锈的印刷机。曾被寄予厚望的“金融武器库”，最终见证了日军货币战的彻底失败。   这场特殊的战争让后人明白，经济战有时比枪炮更激烈，但真正决定胜负的，始终是制度的韧性和民众的信任。伪钞可以印，信心却无法伪造。历史的教训，至今仍让人深思。   参考信源： 八年抗战还打赢了货币战争 2015年09月03日 央广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