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冬天，北京农业大学刚组建那会儿，李景均还在讲台上画染色体图谱。 黑板上孟德尔定律的粉笔印没擦干净，教务处就催着换教材，说要学米丘林，讲环境咋改遗传。 他留任遗传教授，课照开，作业还是让学生算杂合子比例，只是办公室抽屉里多了份未写完的报告——附的康奈尔玉米数据，想证明基因平衡模型没错。 转年开春，布告栏贴出通报，说他的课脱离实际，没过多久，李景均带着简单行李，辗转到了香港，住在尖沙咀一间小旅馆，护照早过期了，连英国领事馆都不给续签。 谁也没想到，大洋彼岸的穆勒听说了这事——就是那个拿过诺奖的遗传学家，当年李景均1940年那篇论文，他还在期刊上写过书评。 穆勒先给匹兹堡大学的帕兰院长写了信，说李景均的《群体遗传学导论》把费希尔、赖特那些理论串一块儿，是真能教会人东西的，接着又亲自飞到香港，拎着一箱子档案，去美国领事馆跑手续。 领事馆的人翻材料时直皱眉，说他译过李森科的书，会不会是故意讽刺？ 穆勒赶紧解释：“他那是学术独立，不信你看前言，写着‘建议读者多读懂论点’，这才是做学问的本分。” 其实李景均早年间就犟，抗战时放弃美国教职回国，如今为了黑板上那几条定律，又成了没处去的人。 穆勒倒觉得这股犟劲儿难得，在领事馆跟官员磨了三天，一会儿掏帕兰的聘书，一会儿拿外科协会的担保信，最后连“教育交流”的旧案都翻出来了。 1951年3月，华盛顿的批电终于到了，同意李景均夫妇和俩孩子入境。 那会儿克拉拉刚带着孩子从深圳过关，一家人在香港码头碰头，箱子里除了换洗衣物，还有半箱没来得及批改的学生作业。 5月坐“总统林肯号”轮船走的时候，李景均站在甲板上，手里攥着穆勒送的计算尺——后来这把尺子，跟着他在匹兹堡大学的课堂上画了无数条概率曲线。 1954年他升正教授那天，系里添了新打字机，学生说李老师布置作业还是老习惯，让用计算尺算到小数点后第三位。 1960年美国人类遗传学会开会，他站在台上握手致词，说要建跨国数据共享库，台下好多人手里还拿着他1955年修订的《群体遗传学》，封面金字都磨掉了边。 2003年去世后，学会追授他教学奖，颁奖词里提了句“把田间数据变成统计模型的人”，没人再提当年布告栏上的通报。 只是偶尔整理旧物，克拉拉会翻出那张香港旅馆的收据，旁边压着穆勒写的便条：“你在黑板上写的公式，总有人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