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深秋的北京，风里带着点槐树叶的涩味。 阳光斜斜地照在黄维刚领到的蓝布中山装上，肩线处还有没熨平的褶皱——那是27年没穿过合身衣服留下的习惯。 他走出战犯管理所的铁门时，手里攥着张特赦通知书，纸角被攥得发潮。 曾经的国民党中将，十二兵团司令，此刻身份证上印着“战犯释放人员”，连街边报亭卖报的大爷都多看了他两眼。 没等他在胡同里找着临时住处，台湾来的消息就追过来了：蒋介石亲自发话，让他去台北，补发二十年的中将军饷，还说要在“总统府”给他留个位置。 他站在胡同口的老槐树下，看着叶子一片片往下掉，想起1948年的淮海战役。 那会儿他带着十二万大军，廖运周在双堆集阵前倒戈，电话里国民党总部只剩忙音，最后他躲在坦克里被俘，身上的中将制服沾满泥浆，比现在的蓝布衫还狼狈。 监狱里那几年，他梗着脖子不肯认罪，偷偷用罐头瓶种土豆，说要证明“共军改造不了我”。 直到1971年咳血倒下，睁开眼看见穿白大褂的医生，手里拿着他在黄埔一期的病历——那是管理所从档案馆翻出来的，药瓶上贴着“每日三次，饭后服用”的小纸条，字是手写的，比当年蒋介石签发的委任状还仔细。 有人说蒋介石念旧情，可他记得被俘后，国民党报纸上连“黄维”两个字都没提过，倒是大陆这边，特赦大会上，主持人念到他名字时，台下坐着的老战友——当年淮海战役的对手，站起来给他鼓掌。 他摸着特赦通知书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的红章，心里头那点残存的“中将梦”，怎么就突然凉透了？ 不是恨谁，是活明白了：当年在南京总统府领勋章时，身边人喊“黄将军威武”，可真到兵败如山倒，谁还记得你是谁？ 倒是现在，胡同里的大妈见他咳嗽，端来碗冰糖雪梨，说“老黄啊，这天儿燥得很”，那碗糖水甜到心里，比补发的军饷实在。 他给台湾回了封信，就一句话：“余生只想读点史书，写点回忆录。” 后来他成了全国政协文史委员，办公室在政协礼堂三楼，窗外能看见北海公园的白塔，桌上堆着淮海战役的史料，钢笔是公家发的，用着顺手。 1992年冬天，他走的时候，床头柜上放着本没写完的《十二兵团战史》，夹着张老照片——1975年出狱那天，他在胡同口和卖报大爷的合影，两人都咧着嘴笑，背景是刚贴上新标语的红砖墙。 两岸都给他办了告别仪式，台湾来的代表捧着他黄埔一期的毕业证，大陆这边摆着他写的文史资料，照片上的黄维穿着蓝布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眼神比当年领中将衔时还亮堂。 风里的槐树叶又落了，这次落在他的墓碑上，轻轻的，像一声叹息，又像一句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