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毛主席的耳朵形状，和周总理的耳朵形状，是不一样的。而且，区别很大：毛主席的耳朵，呈一个大大的“？”形状。而周总理的耳朵，比较直，中间不弯曲。不仔细看，还不知道哦，是不是很有趣呢？ 两个人几十年并肩，耳朵都像带着性格站在那儿。 一九六一年，庐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在人民剧院办建军节晚会，纪念周恩来亲自领导的南昌起义三十四周年。毛主席乘车来到剧院，下车第一句就问：“总理来了没有？”听说还在路上，他在门口板凳上一坐，笑着说：“等一等总理，我们一起进去。”身边人都知道，新中国成立后，他常说“等等总理，我们一起去”，一句平常话，把对方放在心里并排的位置上。 往前看，两人的缘分并不是从庐山才开始。 中山舰事件爆发于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逮捕舰长李之龙，驱逐黄埔军校里的共产党人，周恩来就在风口上。那天晚上，三十二岁的毛泽东到李富春家里商量对策，在那间屋子里第一次见到二十七岁的周恩来。 一个是旅欧归来、在黄埔掌管政治部的干将，一个是以敏锐著称的湖南人，话没说多少，却都觉得对方不简单。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瑞金连日阴雨。 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很快在代表大会上遭到排挤，又身染重病，境况低落。 这时候周恩来推门进来，同他长谈，临别留下八个字：“照顾大局，相忍为党。”这话不好听，却把态度说透：大局放前头，个人委屈往后压，两人的关系也在这一句上悄悄紧了一格。 一九三二年四月，漳州战役打响，是两人第一次正式并肩指挥，红军打了一场漂亮仗。紧接着的第五次反“围剿”，李德、博古掌握指挥，不信游击战，红军屡战屡败，毛泽东被剥夺指挥权。那时周恩来是军事最高负责人，看得出指挥有问题。 在广西龙胜县小山村，周恩来专门去找毛泽东，两人围着火堆啃干粮。 毛泽东直说：“这个问题，很明显，李德是不能搞上去了。”周恩来顺势提出让毛泽东来指挥，毛泽东摇头，说变动太猛，军事上还是周恩来负责，自己协助。 这一推一挡，看似客气，其实是把信任放在桌面上。 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召开，红军命运开始扭转。 会议取消李德、博古的最高指挥权，让毛泽东进入领导核心，参加作战指挥。 会后博古不服，去向周恩来打听，得到一句话：“中国需要毛泽东，只有他才能带领我们完成革命事业，走向胜利，你，我或者任何人都不行。”不久，统帅部深夜拟定作战命令，准备吞掉贵州军阀一个师，毛泽东提着马灯赶来反对，指出红军正被一百多个团合围。 第二天开会，周恩来果断采纳他的意见，取消这场战斗，并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小组，取代原先“周恩来一人最后拍板”的制度。 他后来轻轻一句：“这下好了，今后就能打更多的胜仗了。”把自己的退让说得像开玩笑。 长征两万五千里走到陕北，红军火种保住了。 窑洞里，毛泽东写《论持久战》等文章，周恩来常说，毛主席那支笔就是枪，打出来的是对整个局面的判断。 一个在纸上定方向，一个在战场上把方向落下来，耳朵听的是同一片枪声。 一九四五年，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共商大计”。 毛泽东事先向中央交代：到了重庆，如果被杀或者被关，就由刘少奇接班。周恩来和王若飞陪他登机，在重庆几乎寸步不离，外出活动走在前头看场子，宴会上替毛泽东挡酒、试菜，既顾身体，也防暗箭。 那段时间，毛泽东写下《沁园春·雪》，周恩来听了心里有数：枪炮可以比，文采这一条，对手追不上。 一九四八年十月，西柏坡成了解放军指挥中枢，傅作义打算用十万大军“釜底抽薪”。 当时西柏坡兵力空虚，周恩来急电部队回防，又劝毛泽东转移。 毛泽东没有走，而是以新华社名义写了两篇文章，公开表示自己就在西柏坡。 傅作义看报，心里打鼓：情报说这里“空”，对方却一点不慌，只好请示蒋介石，最后退兵。周恩来连夜赶回，看到毛泽东在院里哼《空城计》，对那双“问号耳朵”的胆量，又多了几分佩服。 周恩来平日就爱读毛主席的诗，邓颖超也常在一旁听。 一九六五年前后，邓颖超半开玩笑问毛主席：怎么好久没见新作。 毛主席说这样一来有了“压力”，之后写出《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 这两首词一直到一九七六年元旦才在全国报纸上发表。 那时周恩来已经病危，听说新词见报，让秘书念给他听。念到“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许放屁！试看天地翻覆。”那几句，他嘴角忍不住往上翘，这个小小的笑，压着几十年的并肩。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享年七十八岁。 毛主席也重病在身，此前曾到医院探望。当天上午，秘书向毛主席报告周总理去世，他只是轻轻点头。下午，中央政治局把《讣告》送来，请秘书念给他听，念着念着，两行浊泪先掉下来，不多时再也忍不住，当场大哭。 后来，毛主席写下悼念周总理的词：“心欲裂，顿摧栋梁，痛失人杰。江山如画忆丹心，宏图遗愿永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