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联三路军特派员于天放，因叛徒出卖被俘锁在监狱，每天都要受到非人的对待。但他抓住机会，用小铁门砸死看守的日军，还翻窗逃出了戒备森严的日军监狱。 于天放本名叫于九公，1932年春，和张甲洲等五个东北同学扔下书本，偷偷溜回老家巴彦县，拉起一支两百多人的游击队，号称红军第三十六军。他当情报处长，负责摸敌情、传消息、运枪支。那时候队伍装备差，子弹都得省着用，可半年工夫，就发展到四千五百人，半年里拔了十多个日伪据点，日军通缉令上他的头像到处贴，赏金直线上升。 全面抗战打响后，形势更糟了。日军搞铁壁合围、篦子梳山，抗联根据地被压缩得喘不过气。1937年，于天放加入东北抗联独立师，当教育长，和战友们在林子里露营，边打仗边写歌，《露营之歌》就是那时候出来的。1938年，他随李兆麟北满西征部队，从绥滨打到海伦，保存了北满抗联主力。1941年，大部队撤苏联整训，他主动留下来，带小分队在黑龙江敌后转悠。1942年2月，抗联总部任命他为军政特派员，率小分队在松嫩平原游击，专挑日伪小股部队下手，袭击军营、据点，扩大根据地。日军气急败坏，四处贴告示，重金悬赏。可小分队活动范围越来越窄，没粮没支援，于天放就把队伍分成屯垦组，散在绥棱、庆城深山里，种点粮食自给自足。1944年初，日军大扫荡，他领着二十多人退到绥棱丰水山老林，建起密营，前营设在十几里外的村边，继续和敌人周旋。 1944年12月19日，绥棱县深山里，他率队转移，叛徒丁守龙带日伪军设下埋伏。丁守龙本是抗联的，可经不住金钱诱惑，全盘托出情报。枪声一响，队伍被围，于天放边打边撤，手枪撂倒几个敌人，可还是被网住，手铐脚镣一上，先押进庆安监狱。那地方关了三十多个犯人，伙食差得要命，一天两顿糠米粥，没咸菜。于天放被单关，看守给他白面饼，他却全分给别人，还绝食抗议，逼得监狱改善全狱待遇，每人两碗米粥加咸菜。日军知道他是高级干部，1945年1月9日，专车押他转北安宪兵队特高课监狱。眼睛蒙黑布，车子故意兜圈子，下了车又在走廊转悠，让他摸不清方向。监狱铁壁铜墙，三米高围墙，三道铁门，窗户封报纸，只透窄缝光，看守全是日本人，日夜盯梢。日军先拉拢，好酒好肉伺候，派伪满高官带金条、房契劝降。他一口回绝，骂那高官是汉奸畜生。高官脸红脖子粗，跑去报告日军队长。队长冷笑，拖他进审讯室，皮鞭抽、竹签钉手指、烙铁烫、电刑上，一套十八般武艺全招呼。他昏死过去好几回，醒来头疼脑胀，记忆还模糊，可情报一个字没吐。日军见软硬不吃，就黑布遮窗，严禁外望。他靠火车鸣笛和阳光角度，算出监狱在北安县城西，铁路不远。 狱中日子难熬，4月大风刮掉窗纸，他探头看清外头地形，对面灰楼蜂窝墙，确认方位。放风时，发现两牢间取暖炉的小铁门能卸，重半斤，藏起来当武器。7月初，赵忠良进狱，两人隔墙对暗号，认出同志，商量深夜行动。赵是抗联二路军干部，也被叛徒卖了。7月11日午夜，值班石丸兼政懒散巡房，于天放喊上厕所，石丸开门，赵也呼叫。三人走向便所，石丸背对赵牢，赵突然勒脖捂嘴。于天放抽出铁门，砸石丸后脑，鲜血直喷，石丸挣扎咬掉他半截食指，两人合力压住，继续砸，直至不动。从石丸身上摸钥匙，开两道门，第三道卡壳，两人西走几步，遇无栏小窗，翻身跃出，落地滚草丛，西奔铁路。身后警铃大作，日军发现尸体，第二天全城搜捕，通缉令贴满街。于天放的逃狱，靠的就是这些小细节，几个月准备，严丝合缝。日军恼羞成怒，百万悬赏，拉网搜山，可他早钻进青纱帐，百姓掩护，鬼影都没摸着。 逃出来后，于天放和赵忠良分开跑，他往西进山，体力耗尽，跑一里摔几跤，误入北安机场，又绕出钻柳树林。黎明藏麦地，躺地垄沟，一天不动，搜捕队车来人往，他屏息等夜。7月14日晚，继续赶路，遇搜索队黄衣人擦身而过，鞋甩了，爬着甩开，双手泥巴，指伤化脓。8月16日，化装劳工进讷河街，街头喊日本投降，他驻足，泪混笑，十四年苦斗总算熬出头。 抗战一胜，于天放在讷河老莱村组织抗联三路军宣传部自卫队，列队迎九三纪念日。1945年秋，任中长铁路护路总监，巡视铁轨，清剿残匪。接着当黑龙江省参议会议长，主持重建会议。1946年，出任东北民主联军黑龙江军区政委、副司令员，率队扫日伪余孽，翻山收村镇。1947年，转东北军区黑龙江军事部长，训战士，操场枪声齐鸣。1949年，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哈尔滨师范学院院长，早晨巡视校园，学生晨读，他点头走过。1950年代，兼牡丹江地委第二书记兼专署专员，下乡视察，泥路马车颠，慰问农家。晚年任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兼黑龙江大学校长，讲堂挥手，学生掌声响。1951年，他写出回忆录《牢门脱险记》，东北青年出版社印，卖九十万册，成建国初红色畅销书。毛主席见他，笑着说，天放敌人抓不到，今天我见着了，大智大勇，人民英雄。1967年5月3日，他病逝呼兰故乡，59岁，群众送行队伍拉几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