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五年(1727年)深秋，博山，寒气已透窗棂。

在博山县城东门外的因园深处，一位白发苍然的老者独坐篱下，青瓷小盏盛着自酿米酒，面前几株野菊悄然绽放，黄蕊含霜，青叶带露。他便是赵执信——昔日康熙朝翰林院编修、声震京华的“秋谷先生”，如今以“闲人”自居，在这山城一隅，与菊为伴，与酒为友。

这一年，赵执信已66岁。距离他因“国丧观剧”被革职罢官，流放归里，已过去整整38年。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戏曲家洪昇邀友观演其新作《长生殿》，赵执信曾参与润色，亦在受邀之列。时值康熙皇后佟佳氏丧期，按清代律例，百日内禁宴乐。有人借此上疏弹劾赵执信、洪昇等人“大不敬”。康熙知悉后震怒，严惩涉案五十余人：赵执信、陈奕培被革职，洪昇被革去监生籍，多人被罢官回籍。事后众人纷纷想方设法、求情脱罪，唯赵执信铁骨铮铮，独揽责任，称“赵某当坐，他人无与”。

此后，赵执信默默收拾行囊，开启了漫长的游玩人生。在此后数十年时间里，他东行观海，南下吴越，遍览大好河山的同时，也留下大量诗歌。他秉持“诗中要有人在，诗之外尚有事在”的创作理念，将目光更多投向底层，投向老百姓。

雍正二年(1724年)，赵执信结束了到处游历的生活，回归故里，修葺因园，颐养晚年。归乡三年后的这个秋日，阴雨连绵数日方歇，天色仍沉如墨染。忽闻门外车辙辘辘，几位旧友冒雨而来，携十余盆菊花，泥泞沾衣，鬓角凝霜。他们一边卸花，一边叹息：“连日淫雨，花多淋坏，开得不好，恐辱先生清赏。”

赵执信朗然一笑，起身相迎：“何须花好?有花即佳。”他扶起一盆残菊，细看：花瓣微卷，叶缘枯黄，蕊心虽小，却透出清冷之气。他轻抚花枝，似对故人低语：“世人总说菊为君子，牡丹为富贵，兰为幽贞，梅为孤高……硬要给草木排座次、定品第，甚至焚香跪拜，奉若神明。殊不知，草木本同，皆如刍狗——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而我辈亦不必强加名分在这花木之上。”

赵执信就此写下诗句：“幽人一笑返无名?卉木缘时本刍狗。”——真正的隐者，一笑之间便超脱名相;花开花落，不过顺应四时，何曾自诩高洁?

友人闻言默然，继而莞尔。他们深知，赵执信之隐，并非效屈原餐英饮露以示忠愤，亦非学陶渊明避世桃源以求清净。他的隐，是历经宦海沉浮后的澄明，是对礼法桎梏的彻底挣脱。他不借菊言志，不托物讽世，只是单纯地“兴之所至，对花举杯”。这份淡然，恰是儒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更是道家“无为自然”的生命底色。

当日午后，天光微霁，残菊映在纸窗之上，影如碎玉，清雅绝俗。赵执信命童子温酒，邀诸友共饮。酒过三巡，他举杯遥敬：“一酹陶公，再谢诸君。你们送来的不是花，是情谊;在我眼中，这些菊，皆是知己。”

那一刻，因园虽小，却埋下鲁中文脉。北有尼山孔子讲“仁”，南有武夷朱熹论“理”，而在这齐鲁腹地的山坳里，赵执信以一杯浊酒、数盆残菊，完成了对儒道精神的私人诠释——不执于形，不困于名，唯真性情可通天地。

晚年的赵执信，著有《饴山堂集》《声调谱》等数十卷，尤以诗律精严、格调高古著称。王士禛曾赞其“才力雄富，足以笼罩一世”，后因政见不合交恶，二人“分曹割席”，成为清初文坛一大公案。然而赵执信始终未以怨怼回应，只在诗中淡淡写道：“溪岸消摇行饭处，中流闲看乱流人。”其胸襟可见一斑。

1727年这场秋日菊会，只是赵执信隐居生涯中一个微小片段。正是这深秋初冬的闲暇，折射出一位士大夫在帝国盛世边缘的精神坚守：当权力退场，名望消散，唯有对自然的真诚、对友情的珍重、对生命本真的体认，才是抵御时间侵蚀的最后堡垒。

心态旷达，是长寿的“灵丹妙药”。乾隆九年(1744年)，赵执信病逝于因园，享年83岁。临终前，他叮嘱孩子要“心周天下，目尽古今;内足于己，不求胜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