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高三时，年级第一是个女生，她妈妈在她高考前一个月去世了。 学校领导急得不

我们高三时，年级第一是个女生，她妈妈在她高考前一个月去世了。 学校领导急得不行，今年的清北名额就靠她了，千万不能受影响啊，纷纷出面安慰她。教导主任拍着胸脯保证可以减免所有学杂费，班主任每天变着法儿给她送鸡汤，就连平日里严肃的校长都破天荒在走廊拦住她，温声细语地说：“有任何困难随时找老师。”可苏棠只是攥着校服衣角点点头，白着脸回到座位，继续埋头做题。她的铅笔在草稿纸上沙沙作响，像春蚕啃食桑叶，却在纸页上洇出一个个深色的圆点——那是不知何时落下的眼泪。 我和苏棠做了三年同桌，从没见她这样失态过。过去她总像台精准的机器，早读课永远第一个到教室，午休时间雷打不动做英语阅读，连体育课都带着单词本在树荫下背。现在她的课本边角卷得发毛，头发也经常胡乱扎成个马尾，有次我瞥见她手腕上的表停了，日期还停留在妈妈去世那天。 距离高考还有二十天的模拟考，苏棠的数学卷子破天荒空了三道大题。当她把试卷递给我的时候，我摸到她的指尖冰凉得像块铁。“我算不出来了。”她突然说，声音轻得像片羽毛，“看见那些函数图像，就想起妈妈总在我熬夜时把热牛奶放在台灯旁，玻璃杯子在卷子上投下圆圆的影子……” 那天放学后，我跟着她去了医院太平间。消毒水的气味刺得人鼻腔发疼，苏棠隔着玻璃望着冰柜，突然跪了下去。“妈，我考砸了。”她对着空气喃喃自语，“他们都说我能上清北，可我现在连最擅长的数学都不会了。”我想拉她起来，却发现她膝盖下的瓷砖洇出深色的水痕，分不清是泪水还是汗水。 学校很快得知了苏棠成绩下滑的事。校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给她开小灶——每天晚自习后单独安排老师补课，食堂特意准备营养套餐，甚至安排心理老师寸步不离地“陪伴”。可这些关怀像无形的枷锁，让苏棠愈发沉默。有天晚自习，我看见她对着窗外的月亮发呆，月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单薄得仿佛下一秒就会被风吹散。 转折发生在高考前一周。那天傍晚突然下起暴雨，苏棠没带伞，我追出去时看见她站在校门口，雨水顺着发梢往下淌。“我不想考了。”她突然说，声音被雨声打得支离破碎，“所有人都想要一个能上清北的苏棠，可没有人问我想不想要。” 我拉着她躲进附近的便利店，掏出纸巾给她擦脸。货架上的收音机正在播放新闻，说某个城市有个高考生因压力过大弃考。苏棠盯着货架上的牛奶发呆，突然轻笑一声：“我妈走之前，攥着我的手说‘平安长大就好’。可我怎么就把这句话忘了呢？” 第二天，苏棠主动找到校长，说不需要特殊照顾了。她把课桌上堆积如山的复习资料收进纸箱，只留下一本泛黄的笔记本——那是妈妈给她整理的错题集，扉页写着“慢慢来，我的小蜗牛”。当她再次走进教室时，虽然眼圈还是红的，但脊背挺得笔直。 高考那天，苏棠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走进考场。我站在警戒线外，看见她抬头望了望天，阳光穿过云层洒在她身上，像是给她镀了层金边。后来成绩公布，她没有考上清北，却去了南方一所顶尖师范大学。毕业典礼那天，她作为学生代表发言，手里攥着那张写着“平安长大就好”的纸条：“我曾以为人生是场必须赢的比赛，后来才明白，真正的胜利，是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如今我偶尔还会想起高三那年的暴雨夜，便利店暖黄色的灯光下，苏棠终于卸下了所有人强加的期待，露出了属于自己的笑容。原来人生的考卷从来不止一种答案，而最珍贵的解题思路，或许就藏在被我们遗忘的温柔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