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张学良在101岁去世前，终于道出了一个惊天秘密：“其实，当年我被扣押时，真正保住我性命的并不是宋美龄，而是另一位女人。” 这句话如同一颗重磅炸弹，瞬间炸开了历史的平静湖面。
长久以来，人们都以为张学良能在西安事变后保住性命，全靠宋美龄和所谓的“旧情”。毕竟，那场“兵谏”差点把蒋介石逼到绝境。然而，在生命的终点，张学良却亲手撕碎了这个流传最广的说法。他口中的“另一位女人”，正是他的结发妻子于凤至。
于凤至？一个弱女子，如何在蒋介石的雷霆之怒下，成为丈夫的“护身符”？西安事变爆发时，于凤至正在英国陪着孩子们读书。消息传来，犹如五雷轰顶，但她绝非寻常闺阁妇人。出身富商之家的她，早年曾被相士盛赞有“凤命”，骨子里藏着沉稳与果敢。
她没有哭天抢地，也没有直接去南京找宋美龄哀求，而是选择了一条更具智慧的路径。她深知宋美龄在蒋介石心中的分量，更巧妙地利用了宋母曾认她为干女儿这层特殊关系。她辗转通过宋子文向宋美龄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张学良在东北军中威望极高，如果处置不当，激起兵变，只会让亲者痛仇者快，对抗战大局极为不利。这番话，既有私情，更有公义，直击要害。宋美龄自然听得进去，也在蒋介石面前尽力周旋。于凤至的第一步棋，走得冷静而精准，为张学良的生命安全争取到了宝贵的缓冲。
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当张学良被押解至南京后，于凤至做出了一个令世人感佩的决定：她毅然抛下在英国的安逸生活，主动请求与丈夫一同被软禁。从1937年到1940年，整整四年，从南京到浙江奉化雪窦山，再到贵州修文阳明洞，无论囚禁地点如何变换，条件如何恶劣，于凤至始终陪伴在张学良身边，悉心照料他的饮食起居，用自己的存在形成一种无形的威慑。有她在，那些想对张学良暗下毒手的人，多少也要掂量几分。这四年，是她用女性的坚韧与温情，为丈夫筑起了一道生命的防线。
天有不测风云，1940年，操劳过度的于凤至不幸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生命垂危。在张学良的坚持和宋美龄的暗中帮助下，她才得以远赴美国就医。临行前，她将照顾张学良的重任托付给了赵一荻。她一边顽强地与病魔抗争，一边凭借着过人的商业天赋，在陌生的华尔街股市中摸爬滚打，硬是闯出了一片天地，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她这么拼命，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生存，更是为了远在台湾孤岛上的丈夫，能过得体面一些，少受一些物质上的困顿和精神上的折磨。
1964年，“《西安事变忏悔录》事件”爆发，这本旨在丑化张学良的伪作一出，远在美国的于凤至洞若观火，义愤填膺。她立刻通过西方媒体发声，揭露其虚假本质，为丈夫辩诬。这一举动，无疑触怒了蒋介石。在蒋看来，于凤至在美国的影响力，以及她与张学良的婚姻关系，都可能成为张学良未来脱离掌控的“后路”。于是，一纸离婚协议书，带着不容置疑的压力，送到了于凤至面前。当时是蒋介石的亲信、张学良旧友的张群，亲自飞赴美国，向于凤至摊牌。张群直言不讳地告诉她，如果不同意离婚，张学良的处境将更加危险，甚至有性命之忧。于凤至在她的回忆录《我与汉卿的婚姻》中悲痛地写道：“为了保护汉卿的安全，我给这个独裁者签了字。” 一句“为了保护汉卿的安全”，道尽了她所有的隐忍、牺牲与深情。这场被迫的离婚，对她而言，是剜心之痛。
张学良晚年恢复自由后，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采访时，谈及于凤至，却说出了一些令人费解的话，诸如“我太太于凤至，她已经去世了。我本不应该说她。”“于凤至我不喜欢她。我一点不爱。” 这些言论，与他临终前的“真相”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反观于凤至，即便在离婚之后，依然坚持让身边人称呼她为“张太太”；晚年收到张学良那封只有寥寥数语宗教祝福的冷淡回信时，那种从希望到绝望的巨大落差，想必是旁人难以体会的锥心之痛。
或许，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张学良才真正回望并看清了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真相。宋美龄的斡旋，更多是政治手腕与利弊权衡；赵四小姐的陪伴，固然情深意重，却是在相对安全的屋檐下的相濡以沫。唯有于凤至，是在惊涛骇浪中为他掌舵，在生死一线间为他奔走，用一生的智慧、财富乃至名分，为他编织了一张最坚实的生命保障网。信息来源：新华网《揭秘“少帅”张学良与于凤至离婚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