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0月10日，68岁的伪上海市市长、大汉奸、大卖国贼傅筱庵，凌晨三点参加完汪伪政府聚会后回到自己的官邸。跟随了他20多年的仆人朱升耐心哄他睡下，等所有人都睡觉后，朱升拿了把菜刀悄悄地推开了傅筱庵房门。 傅筱庵，1872 年出生于浙江镇海的一个普通工头家庭。幼年的他，便展现出了远超常人的精明与钻营。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傅筱庵深知想要出人头地，必须寻找强大的靠山。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晚清巨富盛宣怀的夫人。凭借着自己的巧言令色和对时机的精准把握，傅筱庵成功获得了盛宣怀夫人的赏识，被收为义子。 从此，他借助盛家的势力，在金融、矿业与交通行业中如鱼得水，逐渐积累起了巨额财富，摇身一变成为了上海滩有头有脸的大资本家。 步入 20 世纪 20 年代，国内局势愈发混乱，军阀割据，战火纷飞。傅筱庵敏锐地察觉到，政治权力将是进一步扩张自己商业版图的关键。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投靠了当时势力强大的军阀孙传芳。在孙传芳的支持下，傅筱庵于 1927 年成功当上了上海总商会会长。然而，他的这一职位，却是建立在无数革命者的鲜血之上。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期间，傅筱庵为维护自身及军阀利益，残酷镇压起义工人，提供物资情报致数百人惨死，双手沾满鲜血。 1939年汪精卫投敌抵沪，傅筱庵积极投靠汪伪政权。军统策划暗杀汪精卫，派戴炳星、吴赓恕通过与傅筱庵有私交的许天民劝说其参与。傅筱庵表面应允，实则向汪精卫告密。1940年2-3月，许天民等三人先后被捕，戴炳星、吴赓恕遭枪杀，暗杀计划失败。 傅筱庵的种种叛国行径，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他不仅成为了民族的罪人，也让自己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境地。在他的老家镇海，万余民众自发上街集会，愤怒声讨他的汉奸行为。次年 “七七” 抗战纪念日，民众再次举行集会，表达对他的唾弃。他在镇海的旧居大门，也被义愤填膺的民众捣毁。而在上海，军统也多次对他展开暗杀行动，让他惶惶不可终日。 然而，傅筱庵万万没有想到，最终将他送上绝路的，竟是自己身边跟随了二十多年的 “义仆” 朱升。朱升原籍安徽，世代务农，10 岁丧父后到上海日商纱厂做童工，后因患病被厂方开除。经人介绍，他来到傅家做工。 朱升为人朴实，做事勤快，深得傅父信任。傅父临终时，托朱升日后好好照应傅筱庵的生活，朱升当场发誓不负所托，从此成为傅家两代的 “义仆”。二十多年来，他忠心耿耿地照顾傅筱庵的饮食起居，1927 年傅筱庵被南京国民政府通缉逃往大连避居，朱升也随往侍候 3 年，越发得到傅筱庵的信任。 但朱升虽身为仆人，却有着一颗炽热的爱国心。他看着傅筱庵一步步沦为汉奸，为虎作伥，心中充满了痛苦和愤怒。他多次劝说傅筱庵辞去伪市长职务，回归正途，以免遭国人唾骂，可傅筱庵却始终充耳不闻。 心灰意冷的朱升，常到傅家附近的一家酒店借酒浇愁。巧合的是，这家酒店竟是军统上海特区为监视傅宅而开设。军统人员察觉到朱升对傅筱庵的不满后，主动与他接触，向他晓以民族大义。朱升最终决定与军统合作，除掉傅筱庵这个大汉奸。他提出事成后要 5 万元奖金用于养老，军统方面立刻答应了他的要求。 1940 年 10 月 10 日深夜，傅筱庵参加完汪伪政府的聚会后，醉醺醺地回到家中。朱升像往常一样，端了一碗银耳汤给傅筱庵，见他没吃，便侍候他睡下。等到夜深人静，府中所有人都进入梦乡时，朱升拿起早已准备好的菜刀，悄悄走进傅筱庵的卧室。 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灯光，朱升看到傅筱庵正张着嘴，鼾声如雷地躺在床上，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的降临。朱升紧握着菜刀的手微微颤抖，但一想到国家的苦难和傅筱庵的累累罪行，他咬了咬牙，举起菜刀，对准傅筱庵的喉管、脑壳、面部，狠狠连砍数刀。傅筱庵在睡梦中被剧痛惊醒，但还没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便一命呜呼，他的头部几乎与身体分离，死状凄惨。 朱升作案后迅速清理现场，骑上自行车从官邸后门从容离开。途中偶遇傅家女仆搭话，他镇定谎称已辞职返乡，未引起怀疑。随后在军统协助下，朱升先藏身法租界，后辗转抵达重庆，用 5 万元奖金开设小型手工卷烟工场，从此隐姓埋名开启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