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戴笠收到告密，军统局混有地下党。戴笠震怒，当看到被举报人的名字后，忍不住“噗”地笑出声，甩甩手说：这不可能…
1948年的北平，一位身着崭新解放军军装的男子，这位男子，就是李时雨。毕业后，李时雨没有选择安逸的生活，而是毅然决然地加入了汪伪政权，任职上海警察局司法处处长。抗战岁月中，汪精卫集团借日寇之手崛起，构筑了一个表面自称中华民国政府、实则受外力操控的傀儡体系。该机构于1940年3月在南京正式登场，掌握着江苏、浙江、安徽、上海等地的部分权柄，其内部成员构成复杂，既有投靠日方的前国民党骨干，也有擅长权谋运作的幕后策划者。早在1938年底，汪精卫便利用飞往昆明的机会，继而转机前往越南河内，以一纸降敌电文开辟出叛国之路。1940年，在日本特务的秘密护送下，从上海再至南京完成所谓“还都”仪式，其政治合法性只是虚假外衣，其实质依赖于侵略者的扶植。此政权曾试图以遥奉重庆当局为招牌，混淆视听，企图掩饰依附外国势力的真相。随着1943年重庆内部突变，使局面更加错综复杂，南京方面逐步调整权力结构，汪精卫也由此获得“转正”地位。1944年，他因在日本期间病逝，继而由陈公博接掌大权，但傀儡体制已难以遮掩国人心中的耻辱与悲愤。 李时雨也没有忘记自己共产党员的本色。他利用手中的权力，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他整顿贪污受贿，扫黑除恶，让上海的治安有了明显的好转。但他的这些举动，却让一些人对他的真实身份产生了怀疑。 抗战胜利后，李时雨意识到形势的变化，主动向戴笠投诚，成为了军统的一员。但他并没有就此改变自己的初心，而是继续在特务身份的掩护下，营救地下党人和进步人士。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第一时间获取机密文件，将一个个本该被钉上＂黑名单＂的同志，从虎口中拯救出来。 然而，李时雨的所作所为，终究还是引起了一些人的警觉。他的同事沈维瀚，一直对他心存芥蒂，多次建议他撤离，但李时雨却执意要继续潜伏下去。 1946年，戴笠收到了一份来自沈维瀚的告密信。信中指出，军统内部混有地下党，而李时雨就是其中之一。戴笠看到这份告密信后，先是震怒不已，但当他看到举报名单上赫然有李时雨的名字时，却又忍不住笑出了声。 戴笠断定，沈维瀚的举报，不过是想打压自己的政敌余祥琴罢了。安徽黟县出身的余祥琴，早年以律师身份活跃于上海法坛，其行事沉稳果决，备受瞩目。上世纪三十年代，一次风波使其声望大增：当时李士群因在刊物中触及日本皇室敏感话题而遭到起诉，日本使馆借巡捕机关之名提起控诉，局势异常紧急。余祥琴不畏风险，挺身出任辩护人，以高超的辩才使得李士群洗脱罪名；尽管对方极力以重金酬谢，其仍坚持廉洁自守，婉拒金钱报答，此举令对方肃然起敬。抗战爆发后，上海战火纷飞，余祥琴悄然转向情报工作，潜伏于都市暗影之中，密切侦察敌情、传递关键信息，为民族存亡竭诚贡献力量。然而，其早年与李士群交往所积累的情谊，使得上级命令其试图策反昔日对手，欲借此扭转战局，遗憾的是计划终未奏效。因为李时雨就是余祥琴引荐来的。然而，戴笠却不知道，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以为自己了解李时雨，却不知道李时雨真正的身份，是一名隐藏在敌营中的地下党员。他更不知道，李时雨早就察觉到了沈维瀚的敌意，但为了能够继续潜伏下去，救出更多的同志，他选择了忍辱负重，不顾个人安危。 随着局势的变化，戴笠在一次意外中身亡，军统内部陷入了混乱。沈维瀚趁机对李时雨下手，将他逮捕入狱，并且对他严刑逼供，逼他承认自己的间谍身份。 眼看逼供无果，沈维瀚却仍不甘心。他明知没有证据，却还是强行以＂汉奸罪＂的名义，将李时雨投入了提篮桥监狱。就在李时雨几乎绝望的时候，解放战争取得了胜利。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无暇顾及狱中的囚徒。李时雨终于重获自由，走出了牢狱的大门。他辗转来到北平，换上了解放军的军装，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