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一天深夜，戴笠把他的秘书周志英抱到了床上，两人一番激情过后，周志英依偎在戴笠的怀中，戴笠承诺过几天就娶她，却不想几天后戴笠把她送进了监狱。
警官学校食堂里，周志英端着一盘热气腾腾的饭菜匆匆走过，身后一双眼睛死死盯着她——那是戴笠的目光，谁也没想到，这一眼会毁了她一生，那是1935年的浓秋，他还是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奉命来杭州检查训练情况，却在喧闹的饭菜香气中，撞上了一场注定无果的孽缘。
周志英是个麻花辫扎得整整齐齐的姑娘，皮肤白净，笑起来眼角弯弯，像秋天里的一抹暖阳。她在杭州警官学校管后勤，日子过得简单却充实。那天，戴笠走进食堂，鼻子里钻进红烧肉和米饭的香味，他眯着眼打量四周，嘴里夸着“伙食不错”，心里却已经锁定了那个忙碌的身影。校长赵龙文站在一旁，察言观色，低声介绍：“那是周志英，咱们学校的毕业生，干活麻利，人也机灵。”戴笠没说话，只是嘴角微微上扬，像猎手盯上了猎物。
几天后，戴笠借着“工作谈话”的名义，把周志英叫到了他的临时住所。房间里燃着炭火，桌上的茶壶冒着热气，他笑眯眯地问她：“管食堂辛苦吧？有没有想过换个地方干点大事？”周志英低头抿嘴，轻声说：“还好，我挺满足的。”可戴笠不依不饶，起身走过去，手轻轻搭在她肩上，那一刻，炭火噼啪作响，窗外夜色深沉，周志英的心跳得像擂鼓。
从那天起，她的生活彻底变了样。戴笠动用权力，把她从学校调到身边当秘书。军统局的办公楼里，她穿着整齐的制服，端茶递水，记录文件，偶尔抬头偷瞄一眼那个高大威严的男人。戴笠呢？表面上正襟危坐，心里却乐开了花。
1941年的一个深夜，戴笠的住所里烛光摇曳，他把周志英抱到床上，激情过后，她靠在他胸口，低声问：“你什么时候娶我？我不想总这么偷偷摸摸。”戴笠点了根烟，吐出一口烟圈，笑着说：“过几天吧，我给你个名分。”周志英信了，眼里满是憧憬。可她哪知道，这承诺比烟圈还虚幻。
几天后，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她面前，司机说是“去办大事”，她还以为是秘密婚礼，满心欢喜地上了车。车子却一路颠簸，开进了贵州息烽集中营的深山。
车门打开时，冷风扑面而来，周志英愣住了。几个穿黑衣的特务走过来，二话不说把她拖下车。她挣扎着大喊：“你们干什么？我要见戴老板！”可回应她的只有铁门“哐当”一声锁上的巨响。
两年后，1943年，周志英被放了出来。她的麻花辫散了，眼里也没了光。她本该恨透了戴笠，可奇怪的是，她又一次找到他，声音沙哑地说：“我还是想跟你在一起。”戴笠皱着眉，脸色阴沉。他原以为两年的牢狱能让她死心，没想到她还是这么执着。
这一次，他没再演戏，直接让人把她送进了另一座监狱。这回，她被关了四年，直到1946年戴笠飞机失事身亡，她才重见天日。
息烽集中营的日子像一场漫长的噩梦。牢房里只有一张硬板床和一个破水桶，风从墙缝里钻进来，冷得她牙齿打颤。她每天都盯着铁门上的小窗，盼着戴笠会突然出现，告诉她这一切都是误会。可日子一天天过去，来的只有送饭的卫兵。
那卫兵是个瘦高个，脸上有道疤，每次推饭进来都冷冷地说：“别嚷了，没人会救你。”周志英不信邪，有一次趁他不注意，扑上去抓着他的袖子喊：“你告诉戴老板，我没做错什么！”卫兵甩开她，骂了句“疯女人”，转身就走。
而远在重庆的戴笠，日子过得风生水起。他忙着指挥军统的特务行动，暗杀日本间谍，监听党内异己，根本没空搭理这个“麻烦”。可偶尔夜深人静，他也会想起周志英那双清亮的眼睛，心里泛起一丝愧疚。但这愧疚转瞬即逝——对他来说，女人不过是棋盘上的棋子，用完了就丢，周志英知道太多秘密，放她自由等于给自己埋雷，软禁是唯一的办法。
可周志英的执念超乎他的想象。1943年出狱后，她瘦得像根竹竿，风一吹就晃，却还是拖着步子找到戴笠的办公楼。门口的卫兵拦住她，她也不闹，就站在那儿，低声说：“让我见他一面就好。”卫兵面面相觑，最后有人进去通报。戴笠听到她的名字，眉头一皱，手里的笔“啪”地摔在桌上。他不想见她，可又怕她疯起来坏了自己的名声，只好让人再把她关起来。这一次，他下了死命令：“别让她再出来烦我。”
1946年3月，戴笠的飞机撞山坠毁，消息传来时，周志英正坐在监狱的角落啃一块硬邦邦的窝头。她愣了半晌，嘴角扯出一丝苦笑。几天后，铁门开了，她拖着虚弱的身体走出去，阳光刺得她睁不开眼。她自由了，可那个她爱过恨过的男人，却永远消失在了她的世界里。
息烽集中营是国民党军统在抗战期间设立的秘密监狱，关押过许多政治犯和异议人士，条件恶劣，管理极为严苛。周志英的故事虽是个例，却也折射出戴笠冷酷无情的一面——据史料记载，他的情人众多，但大多下场凄惨，周志英只是其中之一。她的结局虽未见明确记载，但从军统的行事风格来看，她后半生恐怕难逃阴影笼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