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年（1737年），岳钟琪被贬为庶人，放归成都，住在城郊百花潭浣花溪畔。在杜

乾隆二年（1737年），岳钟琪被贬为庶人，放归成都，住在城郊百花潭浣花溪畔。在杜甫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岳钟琪感怀人生，曾写过一首诗《夜宿龙尾寺》：“清漏迟迟月转廊，声喧梵呗宝凝香。只缘未断凡尘梦，犹作封侯梦一场。” 岳钟琪“大梦一场”，主要是在雍正朝，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说，“中国人带满洲兵做大将军的，二百多年间，只有一个岳钟琪。”钱穆所说的“中国人”，指的是没有入旗的汉人，的确，岳钟琪是清朝近三百年里仅此一位的汉人大将军。 但是，他的这个大将军当的，确如诗中言，“犹作封侯梦一场”。 他的这场梦，做了多久呢？ 雍正三年（1725年），授川陕总督；雍正七年（1729年），授宁远大将军；雍正十年（1732年），以“误国负恩”等罪，被夺官拘禁；雍正十二年（1734年），大学士奏拟岳钟琪“斩决”，雍正念其旧功，改为“监候”。简单说，他的这场大梦，是得意六七载，巅峰两三年，但最后是一日归寒，就像梦醒一样，无论如何，惨淡的结局也避免不了。 有人说，岳钟琪的结局虽然比他的前任年羹尧要好，但他所体会到的如履薄冰，君心难测，实际上要比年羹尧更深。年羹尧从某种意义上，是功高震主，犯忌而死，而岳钟琪本人几乎没有犯过大错，为了自证自保，甚至拿全家人发毒咒，就差剖心明志了，可结果还是让雍正判了一个“斩监候”。在他身上，官场的残酷，自身的无力，实在是体现的淋漓尽致。 老黑很认同这种看法，亦觉得比起年羹尧，岳钟琪更像一面鉴镜，很值得某些人去照一照，而局外的看客，通过这面鉴镜，也能看懂现代、当下的某些人。 岳钟琪进入官场，起点比较低。 他的父亲岳升龙在康熙亲征准噶尔的战役中，立有战功，后来常年担任四川提督，但晚年因为亏空钱粮难以偿还而被罢官。在岳家遭遇大难的时候，是新任四川巡抚年羹尧为之说情、赔偿，岳升龙才躲过一劫，从此，两家结为通家之好。 岳钟琪有军事天才，但他自己一开始没觉得，走的还是文官的路子，家里花钱给他捐了一个同知，又是年羹尧，不仅发现了他的军事天赋，而且还积极铺路，让其改任武职，子承父业。结果，在康熙末年的入藏战争中，岳钟琪率领一支偏师，从云南发动突袭，率先攻入拉萨，一战成名，立下大功，三十几岁就担任了四川提督。 后来，年羹尧主持平叛青海，岳钟琪作为副手，能力很强，作用很大，更关键的，这时候的岳钟琪有了自己的想法，不愿被动地受人指挥。雍正利用这一点，从那时就开始离间岳钟琪与年羹尧的关系。后来，在雍正整年羹尧的时候，岳钟琪写了很多材料揭发他的官场恩人、老上级，显得非常的现实，没有一点官场之外的情义。 雍正也很歹毒，为了让岳钟琪不必承担背叛恩师的道德压力和舆论谴责，他竟然公开颠倒黑白，声称岳钟琪的父亲当年是被年羹尧陷害的，年、岳两家有世仇。 年羹尧被雍正整倒后，雍正三年，岳钟琪被提拔为陕甘总督，实际上开始手握大将军的兵权。 看岳钟琪的上位，后来的类岳者其实是不少的——论打仗，堪称天才；讲整人，也是狠人。简而言之，是能人，绝不是好人。 岳钟琪上位之后，在政治上有个“要命”的硬伤，他不是旗人，而且因为打着岳飞后裔的牌子，也不方便入旗。 这就激起了旗人的嫉恨和猜忌，而岳钟琪也没有他法来破解这道难题，只能“狠命”地向雍正表忠心，一再表明，自己在政治上是很纯洁的。 从历史经验上看，重量级的军政实权人物，一旦在政治上有硬伤，不论他怎么防范，风波必起，更糟糕的是，为了自证清白，往往会用力过猛，结果不仅难看，而且还会渐渐陷入不利局面。 雍正五年发生的曾静事件，就是一个典型。 这一年九月，岳钟琪返回署衙的路上，有人拦轿投了一封信，岳钟琪接过信，“阅封面题签称臣系天吏元帅”，感到十分奇怪，因为“天吏元帅”这种称呼很像戏文里的说词。 再一看信的内容，居然是唆使他起兵造反的。 岳钟琪在政治上非常敏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马上把人抓起来，然后拉来满人按察使一起审，但是无论怎么用刑，这人打死不说幕后主使是谁。 这个时候，岳钟琪做了一件很不体面、很难看的事。 为了套这人的话，他竟然当场对这人发毒咒说，我身为岳武穆的后人，其实特别痛恨满洲人，真的想起兵造反，之前对你严刑拷打，主要是为了考验你的真假，现在我相信你了，我们一起盟誓，如果我说了假话，全家没有好下场。 那人见岳钟琪发起毒咒，果然相信了，于是把幕后主使湖南儒生曾静说了出来。 雍正得知岳钟琪不惜拿全家人的性命来发毒咒，以示对自己的忠诚，该作何感想？ 雍正会不会这样想呢，一个全家人的性命都可以不顾的人，真的有忠诚吗？即便有，这种忠诚也很毒啊。 微妙的是，为了顾及岳钟琪发的毒咒，雍正没有杀曾静。 但是从那以后，雍正看待岳钟琪的目光渐渐地变了。 雍正七年，岳钟琪部下在征讨准噶尔时打了一个败仗，责任并不在岳，但雍正听信一个卑贱满洲人的诬告，突然跟岳钟琪翻脸。 这种小题大做，在政治上非常要命。 许多政治惨剧，都是从此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