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地广人稀，原住民本来就不多，而且大多数都是少数民族。六七十年代大批甘肃人移居

新疆地广人稀，原住民本来就不多，而且大多数都是少数民族。六七十年代大批甘肃人移居新疆，有些地方整村整社几乎都是甘肃人，虽历经几代人，现在连口音都基本没怎么变。 早期移民跟家乡亲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仍有很多人去新疆投亲、定居。甘肃人为开发新疆做出了巨大贡献！ 甘肃是中国最狭长的省份，横跨数千公里。 历史上，甘肃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了连接中原与西域的必经之地。 西北的青海、宁夏以及内蒙古的部分地区，曾是甘肃的一部分。 这些地区的分割使得甘肃成为了一片狭长的“骨架”，它的境界逐渐逼近新疆东部。 而新疆的昌吉东三县和巴里坤等地，虽然地处新疆境内，但当地的土著居民至今仍然讲着甘肃话。 乾隆帝在1755年成功平定准格尔汗国，并消灭了大小和卓的叛乱，统一了新疆。 初期，新疆的管理体制与东北类似，实行军府制。 1762年，乾隆帝进一步在新疆设置了伊犁将军府，全面负责新疆的事务，最高长官为伊犁将军。 与此同时，回部等民族地区则实施了伯克制，由伯克担任民族地区的管理者。 然而，1820年，张格尔在英国的支持下发动了叛乱，随后，1847年又爆发了七和卓之乱。 清政府意识到军府制的不足。 清政府开始探索新的管理模式。 魏源提出了将新疆改为郡县制的建议。 他认为，南北疆应实施相同的管理模式，而不是因应不同民族而施行特殊政策。 魏源主张允许官兵携带家眷，并向内地商民开放。 他的方案，提出了屯田和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并认为通过引进外来人口，可以逐步改变新疆的封闭状态。 改良主义者龚自珍也在1829年提出了新疆设省的方案。 他主张从全国范围内迁徙适合的人群，特别是从江苏、陕西等地迁移具有劳动能力的人。 龚自珍的设想不仅包括了人口迁移的方案，还提出了对新疆区划的调整，细化了各个地区的治理结构。 他甚至建议削弱回部伯克的权力，改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员负责治理。 清廷并未立刻采纳魏源和龚自珍的建议，直到1877年，随着左宗棠的西征大军完成对新疆的收复，清廷才开始着手考虑新疆的建省问题。 左宗棠被委以重任，负责筹划新疆的治理。 左宗棠提出了两种管理体制并行的方案，即“郡县制为主，伯克制为辅”。 在他的方案中，乌鲁木齐和阿克苏分别设立为总督和巡抚的治所，并将多个军事机构配置到新疆的关键地区。 然而，清廷最终未能接受这一方案。 1882年，刘锦棠向清政府提出了关于新疆建省的方案。 将新疆设为“甘肃新疆省”，并将其归属甘肃省管理。 刘锦棠强调了新疆与甘肃的紧密联系，认为将新疆与甘肃结合，可以有效避免新疆成为孤立的边疆地带。 刘锦棠建议在新疆设立专门的巡抚职务，驻扎于乌鲁木齐，负责哈密以西南、北两路的行政事务。 他还提议增设一个关外布政使。 实际上，在甘肃的管理体系下，甘肃省的事务由陕甘总督管理，而驻扎在新疆的巡抚则主要负责新疆的部分事务。 即使有巡抚驻乌鲁木齐，但这个职位的职权范围仍然局限于哈密周边的管理。 清政府在1884年最终接受了刘锦棠的建议，正式设立了新疆省，并任命刘锦棠为首任新疆巡抚。 新疆省的省城由原先的伊犁迁至迪化。 巡抚刘锦棠依旧隶属于陕甘总督管辖。 然而，这一改革也带来了不少麻烦。 新疆建省后的行政体系并未完全与甘肃脱钩，而仍然在很多方面保持联系，这也加速了地区人口的迁移。 此前，左宗棠收复新疆，大量甘肃的青壮年担任着运输粮草、辎重的重要任务。 还有甘肃民众前来定居，他们将甘肃的文化与习惯带到了新疆，逐渐与当地的维吾尔族等民族融合。 解放前，甘肃的回族、东乡族和汉族等群体也纷纷迁往新疆。 在解放后，国家加大了对新疆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修建铁路和公路的过程中，兰新铁路的建设需要大量劳动力，甘肃青年被招募来参与建设。 随着铁路的完工，许多甘肃人被鼓励留在新疆定居。 政府为他们提供了土地，帮助他们在库车县等地安家落户。 当地的维吾尔族与甘肃人互帮互助。 三年困难时期，大量来自甘肃的移民再次涌入新疆。 为了逃避贫困，他们来到新疆，尤其是南疆地区，寻求新的生活机会。 此时，他们和维吾尔族一起，帮助建设农业生产队。 很多甘肃移民也最终融入了当地的社会和文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吸引了大量来自内地的移民，其中四川、河南和甘肃三省的人数最多。 进入21世纪后，四川人逐渐回流家乡，甘肃人却大幅增加。 尤其在南疆和北疆，甘肃人遍布各行各业，许多人已将新疆视为自己的家园。 参考文献：[1]郭虹,坚冰卓,姬红杰.甘肃新疆两省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经验与启示[J].边疆经济与文化,2024(4):78-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