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槐树的影子斜斜地铺在青石板上，将院子切割成明暗两半。东屋的煤炉永远飘着炝锅的香

老槐树的影子斜斜地铺在青石板上，将院子切割成明暗两半。东屋的煤炉永远飘着炝锅的香气，西屋的蜂窝煤却总在傍晚时分安静地闷着，像奶奶寡淡的嘴唇。 那时候父亲在北京当兵，军装上的红星总在信封里发着光。每个月的汇款单像准时的候鸟，穿过四合院的垂花门，却带不回那个总在照片里微笑的男人。奶奶把钱压在炕席底下，数硬币的声音比钟表走得还响。 "咱娘俩吃不了多少。"奶奶总说，可她总在蒸窝头时多放一把黄豆。我趴在灶台边看蒸汽模糊了窗纸，忽然听见东屋传来炖肉的咕嘟声。那是大伯家的厨房，香气总在傍晚时分翻过高高的砖墙，像一把无形的刀，把原本完整的院子劈成了两个世界。 九岁那年冬天，父亲寄回一件军大衣。奶奶把它裹在我身上时，樟脑丸的气息盖过了煤炉的烟火气。我穿着它去上学，胡同口的风箱声忽然变得遥远，仿佛整个世界都被这件绿色的外套隔绝在外。那天晚上，东屋的收音机正在播放《十五的月亮》，我数着大衣上的铜纽扣，突然明白为什么奶奶总说"各过各的"——有些距离，是连亲情都跨不过的战壕。 后来我考上北京的大学，在新兵训练基地见到了父亲。他鬓角的白发刺得人眼睛发酸，军装上的红星却依然锃亮。我们在食堂吃着红烧肉，他忽然说："当年你奶奶总说分开做饭省粮食，其实......"话没说完，窗外的军号声骤然响起，像一把剪刀，剪断了所有未出口的往事。 如今老院子早已拆迁，奶奶的骨灰盒安静地放在客厅。每次经过军史馆，我总会驻足在那些泛黄的军装前。恍惚间，我又看见九岁的自己穿着过大的军大衣，在暮色中数着东屋飘来的炊烟，而西屋的蜂窝煤，正一点一点燃尽最后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