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在对汉族史的研究中，有少数学者提出一种新的看法，就是认为汉民族的主要来源并不是先秦时期中国北方的华夏族，而是先秦时期中国南方的楚人。
之所以提出这种新的看法，是因为解放后的考古发现长江流域的文明起源很早，南方的高庙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和后石家河文化，都被认为是一种先楚文化，而地下考古还发现，战国中期楚国的版图非常之大，几乎囊括了今天中国的整个南方，远超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中的记载，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国家（见张正明《从考古资料看屈原在世时的楚国》）。另外当时血液专家赵桐茂对Gm血型基因的分析，已经发现汉族中有一个很大的南方土著来源（见赵桐茂《中华民族起源新探索——兼谈Gm血型的作用》）。由此他们提出，不能以传统的北方中心论来忽略先秦时期南方古代族群对后来汉族形成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忽略南方的楚人对后来汉族形成的直接作用（见张正明《先秦的民族结构、民族关系和民族思想——兼论楚人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吴广平《汉民族形成新论》）。
这种新看法在当时虽然没有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但今天通过分子人类学的研究发现，这种新看法并非完全没有根据。通过对今天汉族父系遗传单倍群的深入研究发现，现代汉族中确实有很大一部分是先秦时期南方楚人和越人后裔。就像季羡林先生所说的那样，中国古史需要重写，“楚国，也可以泛泛地说中国的南方，在中国过去的历史著作中占的地位怎样呢？有目共睹，它没有占到应有的地位……再重弹北方中心论的老调，已经不行了，已经不符合实际情况了”。先秦时期中国南方的楚人和越人对汉族形成的重大作用不能再无视了。好在去年官方出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对于楚国在中华民族形成和中国大一统中的贡献已经给予了较高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