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敌人将傅有智枪毙。敌人打了他五枪，但没死。敌人走远后，他爬到厦门港去找亲戚。第二天早，敌人发现少了具尸体，开始全城大搜捕。 1911年8月的一天，安溪县登虎榜一个普通的家庭里，迎来了第七个男孩的诞生，他就是傅有智。傅有智从小就展现出与众不同的聪慧。家境虽不富裕，但长兄如父，傅家兄弟几人省吃俭用，供小弟读书求学。年幼的傅有智随兄长们来到厦门，先在鼓浪屿普育小学读书，后考入厦门同文书院。 在同文书院的学习岁月里，正值五四运动后的思想解放浪潮，许多进步思想如涓涓细流般渗入青年学子的心田。 1929年秋，年仅18岁的傅有智在同文书院加入了共青团。次年夏天转为中共党员。自此，他开始负责同文书院共青团支部的工作，成为了共青团厦门市委的骨干力量之一。 1930年5月4日，厦门赤色总工会正式成立。凭借在工人中的良好声誉与组织能力，年轻的傅有智被选为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1930年初夏，傅有智受党组织派遣前往上海参加培训，同时带回了一批刚印刷出来的党刊。 就在傅有智回到厦门不久，中共福建省委决定在厦门港渔行口广场举行一次针对盐税局的飞行集会，这就是历史上的＂打盐关＂行动。 然而，计划的信息不幸被泄露。国民党警察局早已得到风声，派出大批便衣侦探埋伏在集会现场周围，准备一网打尽参与行动的革命者。傅有智刚从上海归来，怀揣着重要的党刊资料，经过集会现场时，与其他几名同志一起不幸落入敌人的罗网。 被捕后，敌人从傅有智身上搜出了党的刊物，这成为了他＂罪行＂的铁证。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年轻的革命者始终保持沉默，宁死不屈。敌人恼羞成怒，决定于1930年7月31日晚，将傅有智绑往厦门打石字海滩枪杀。 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厦门打石字海滩上演了一场生死逃亡。浑身是血的傅有智在敌人离去后，咬紧牙关，一点一点磨断了束缚自己的绳索。他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顺着海滩缓慢爬行，每移动一寸都是巨大的考验。鲜血浸湿了衣衫，但革命者的信念支撑着他继续前行。 傅有智深知厦门港是自己唯一的希望。那里有他曾经联系过的工人，有可以信任的亲戚。黎明前的黑暗中，他终于爬到了港口附近，被一位正在清晨出工的老渔民发现。这位善良的渔民认出了这个常来码头宣传革命道理的年轻人，立即将他藏在了自己的小船舱底，随后悄悄联系了傅有智的亲友。 天亮后，国民党军警发现少了一具＂尸体＂，顿时惊慌失措。震怒之下，敌人立即在全城展开地毯式搜捕。厦门城内风声鹄急，每个码头、每条街道都有便衣特务盘查，挨家挨户搜寻这位＂死而复生＂的革命者。 就在这紧张时刻，傅有智的一位曾经在同文书院教过他的老师冒险相助。这位进步教师得知学生的处境后，毅然决定将傅有智藏在学校偏僻的仓库中。白天，老师正常授课，掩人耳目；夜晚则偷偷为学生疗伤，用从医院朋友那里获得的药品为傅有智处理伤口。这段隐蔽的日子里，师生间的革命友谊更加深厚。 随着搜捕的日益严密，傅有智在厦门的处境愈发危险。党组织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安排他秘密转移回安溪老家休养。 伤势稍愈后，傅有智并没有选择安逸地修养，而是立即投入到安溪的革命工作中。1932年4月，中共官桥区委成立，傅有智被任命为区委书记。同年11月，他更进一步担任安溪中心县委委员兼官桥区委书记，成为当地革命工作的中坚力量。 1933年，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官桥区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这是安南永德地区第一个区级苏维埃政权。傅有智当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带领劳苦大众开展了＂五抗＂和＂减租减息＂斗争，进一步改善了当地民众的生活条件。 1933年9月8日，原民军副营长、股匪头目王观兰混入红二支队后，假借＂商讨攻打股匪李振芳＂的名义，邀请红二支队领导和军事干部前往蓬莱温泉村会面。傅有智与安溪中心县委、红二支队领导人李实、陈凤伍、李世全等人未能识破诡计，前往赴约。当天深夜，王观兰下令匪兵动手，傅有智等人不幸被捕，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青云楼事件＂。 九天后的9月17日，在安溪县城凤冠山，年仅22岁的傅有智与其他4名同志一起英勇就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