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蒋介石得知黄维被特赦的消息后，立刻邀请他前往台湾，不仅补发了他被俘27年的中将军饷，还恢复了他的名誉，蒋介石没有意识到，黄维竟直接拒绝了他。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沈醉是所有人中人缘最好的。他曾担任过军统局本部总务处少将处长，虽然年仅35岁就被俘，但他与所有人都能和谐相处。然而，最不受欢迎的却不是与他并称“军统三剑客”的徐远举或周养浩，而是被称为“土木系骨干”的黄埔一期生黄维。黄维自己也明白这一点，直到1975年才是最后一批获得特赦的人。 在他的回忆录《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中，黄维写道：“我后来才知道，第一批特赦时，周恩来总理专门点名要特赦我，名单上有我的名字，并且已经通知我在清华大学教书的大女儿来接我。但是，战犯管理所顶住了，他们说我没有改造好，不能特赦我，其他战犯不服。实际上，当时不特赦我是对的。” 黄维于1948年12月25日在淮海战役中被俘，进入了“功德林大学”——这个他心里并不欢迎的地方。作为黄埔一期的学员，黄维一直不服气，觉得自己受过更严格的训练，怎么可能被这些人教育？他对这所“名牌大学”充满抵触情绪，因此成了最顽固的改造对象。 抗美援朝期间，解放军的英勇表现和全国人民的团结使得大多数国民党、伪满和日本战犯都开始意识到，败给能打败联合国军的解放军并不丢人。但黄维依旧固执地认为，战争不过是兵对兵、枪对枪，成王败寇而已，谁赢了谁就有本事，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对的，不愿接受共产党的思想改造。 过去，黄维曾对国民党不重视发展生产、忽视民生不满。随着他参观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武汉长江大桥、北京四季青公社等地，亲眼见到了新中国的建设成就，看到祖国的巨大变化后，黄维对共产党的改革和发展能力开始产生了认可。 1975年初春，一个特殊的消息传到了台湾：在新中国被关押了27年之久的前国民党将领黄维，终于获得了特赦。这个消息很快就被呈递到了蒋介石的案头。对于这位昔日的老部下，蒋介石一直都放心不下。 黄维是最后一批获得特赦的战犯。与其他战犯不同，他在功德林改造期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立场。那些年来，不少与他一同被关押的国民党将领都已经获释。然而黄维却因为固守着对蒋介石的忠诚，不愿接受改造，而一直被关在功德林中。 得知黄维获释的消息后，蒋介石立即做出了决定。他派人带着一份正式邀请，希望这位旧部能够到台湾相聚。这份邀请中包含了一系列优厚的条件：首先是补发黄维被俘27年来的中将军饷，其次是恢复他的军衔和名誉，此外还承诺会为他在台湾安排妥善的居所和生活保障。 对于一个刚刚重获自由的人来说，这样的邀请无疑十分诱人。况且，黄维与蒋介石之间的渊源可以追溯到黄埔军校时期。从一个普通的农民子弟到统领一军的主帅，黄维的每一步晋升都离不开蒋介石的提携。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屡建战功，得到蒋介石的多次嘉奖和重用。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黄维婉拒了这份邀请。他表示，既然选择留在大陆，就不能辜负新中国对他的宽容。尽管他对蒋介石仍然怀有敬意，但他认为现在的处境和身份已经发生了改变，不适合再去台湾。黄维的这个决定让许多人感到意外。 1975年3月21日，一辆来自沈阳的列车缓缓驶入北京的站台。黄维作为最后一批获得特赦的战犯，终于得以与家人团聚。当他拿到特赦通知书时，激动的泪水溢满了眼眶。黄维的妻子和女儿黄慧南在上海的领导陪同下，来到北京迎接他，分别了27年后，他们终于能够坐在同一张餐桌上共享天伦。 黄维对自己的小女儿黄慧南一直心存愧疚，特意在自己住的大包间里多放了一张床，让女儿能时刻陪伴在他身边。最初，黄维打算回江西老家安享晚年，但组织上考虑到他的情况，特别指示他留在北京，并安排他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享受每月200元的工资待遇。全家人也随之搬到了北京。 黄维出狱后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挂职，某次政协会议期间，他由于要发言而坐上了主席台，而曾是他手下败将的刘昌毅则坐在台下。刘昌毅对这一安排十分不满，觉得自己被轻视，愤然离开了会场，独自待在休息室里发泄情绪。会后，黄维主动走到休息室向刘昌毅打招呼，并称呼他为“刘将军”。刘昌毅见黄维并无敌意，气已消退，热情地回应了他。两人坐下来聊了很久，刘昌毅问黄维当新中国的公民感觉如何，黄维思索片刻后回答：“非常好！” 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却依然有一个未曾实现的心愿——那就是去一次台湾见见故人。1979年，台湾地区向黄维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到台湾进行巡游。当时已经85岁的黄维听到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便开始列出想要扫墓的人员名单，名单上包括已故的蒋介石、蒋经国、陈诚等人，并希望趁此机会见一见自己的“师母”宋美龄，关心她的身体和生活状况。然而，在黄维准备出发之际，身体状况突然恶化。不久之后，黄维的女儿黄慧南得到了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父亲因心脏病发作在3月20日清晨去世。这使得黄维未能成行的台湾之行，成为了他一生中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