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8岁的小女孩史黛拉·达琳失踪。17年之后，犯人终于落网。但随后，又挖出了五起恶性儿童绑架案…… 1953年6月20日，对于伊琳·诺兰来说，是噩梦的开端。她8岁的女儿史黛拉·达琳在拍卖城神秘失踪，这里是她工作的地方，她在一家小吃摊担任店员。史黛拉向来乖巧懂事，平日里每小时都会和母亲报备行踪。可当晚8点到9点间，史黛拉却迟迟未归，伊琳心中涌起强烈的不安，直觉告诉她，女儿遭遇了不测，于是立刻报了警。 史黛拉一家住在康普顿南大西洋16108号的拖车公园。在她失踪后的日子里，整个家庭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与绝望。她的父母心急如焚，整日四处寻找，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线索。史黛拉的小狗帕尔也仿佛感受到了主人的离去，变得郁郁寡欢，白天在拖车周围徘徊呜咽，夜晚则仰天长啸，声声悲啼揪着家人和邻居的心。 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意外的情况浮出水面。史黛拉的父母伊琳和欧文并非她的亲生父母。20世纪40年代中期，伊琳在圣地亚哥的小马咖啡馆工作，与马乔里·伍兹和贝蒂·简·斯塔尔卡普共事。伊琳一直渴望有个孩子，当时怀孕的贝蒂·简便答应在孩子出生几天后将其交给伊琳。孩子出生六天后，贝蒂·简履行承诺，将史黛拉交给了伊琳夫妇。此后，他们虽一直抚养着史黛拉，但从未办理正式的收养手续。1950年，他们曾咨询过圣地亚哥的律师，却被建议不要采取行动，以免日后可能的悲伤与心碎。 警方迅速展开调查，他们首先找到了史黛拉的生母贝蒂·简。此时的贝蒂·简已搬到得克萨斯州，组建了新的家庭，还有一个3岁的女儿。经过调查，她很快被排除了与史黛拉失踪案的关联。 媒体对这起失踪案进行了报道，伊琳在公众面前一直努力保持镇定，但当她的表妹凯·塔利从圣地亚哥赶到拖车时，伊琳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痛苦，崩溃大哭。她向表妹透露，自己曾看到一个可怕的幻象，在幻象中，史黛拉穿着红色鞋子的小腿从某个洞里伸出来，她坚信女儿已经遭遇不幸。 随着时间的推移，案件却毫无进展。尽管警方全力以赴，排查了每一个可能与案件有关的人，甚至将有不良记录的人员都列入调查范围，但始终没有找到史黛拉的下落，案件逐渐陷入僵局，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 1955年12月，警方曾怀疑20岁的罗伯特·路易斯·克拉克绑架了3岁的辛西娅·哈达克，对他进行了审讯。克拉克有犯罪前科，从14岁起就涉及性犯罪，还曾被送进少年拘留所和州立医院。然而，他虽然承认了对辛西娅的袭击，但与史黛拉的失踪案并无关联。 1961年8月，《洛杉矶时报》报道了近年来神秘失踪的5名儿童，史黛拉的名字赫然在列，这起案件再次进入公众视野，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1970年3月6日，案件迎来了重大转机。51岁的西尔玛建筑工人麦克·雷·爱德华兹走进洛杉矶警察局山麓分局，他交出一把上膛的手枪，随后坦白自己当天早些时候绑架了3名西尔玛女孩。爱德华兹来自阿肯色州，他还主动向警方交代了1969年导致一名13岁帕科伊马男孩死亡的谋杀案，以及另外6起案件。在审讯过程中，他令人震惊地承认，自己在1953年绑架、侵犯并杀害了8岁的史黛拉，称史黛拉是他的第一个受害者。 根据爱德华兹的供述，警方在他的指引下，找到了史黛拉的遗体。原来，爱德华兹将史黛拉从诺瓦克的拍卖城带到他在阿苏萨的家中，对她进行了侵犯，之后试图勒死她。他以为史黛拉已死后，将她的尸体扔到桥下。但第二天他返回现场准备掩埋尸体时，却发现史黛拉竟然还活着，她艰难地爬行了大约100英尺。丧心病狂的爱德华兹见状，掏出随身携带的小刀，将史黛拉刺死。 爱德华兹在法庭上试图为自己的行为开脱，他声称自己是因为良心不安才自首，称自己无法正常进食和睡眠，工作也受到影响。但他的这番言论听起来更像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借口，他从未对受害者表达过丝毫的悔恨，他最关心的似乎只是这些残忍的罪行对他工作的影响。在审判过程中，他两次试图自杀，最终在1970年5月7日，他用一段电视电线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死囚牢房里成功上吊自杀。 爱德华兹虽然只承认了6起谋杀案，但他被怀疑在1953年至1970年间杀害了20多名儿童。2006年，他在死囚牢房里写给他妻子的一封信，暗示他与1957年8岁的汤米·鲍曼在阿罗约塞科的失踪案有关。2011年，圣巴巴拉警察局带着四组尸体搜寻犬，前往戈莱塔高速公路立交桥附近的一个正在翻新的区域，寻找1961年8月失踪的7岁女孩雷蒙娜·普莱斯的遗体，因为爱德华兹当时在该地区工作过，不过最终并未找到雷蒙娜，但对爱德华兹其他受害者的搜寻仍在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