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9月13日，东北军师长常恩多在得知军长缪澄流与日军勾结后，气愤地说：“抗战好几年了，他还想穿黄马褂，投敌人，真是找死！" 就在几天前，缪澄流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说：“鬼子不打我们，专打八路。所以，我们也不要主动出击，自找麻烦。”参会的57军军官一片哗然，111师师长常恩多也极为气愤。 这时，由于叛徒告密，111师的地下党王维平、赵志刚身份暴露，缪澄流急电常恩多，要求马上逮捕王、赵两人。 常恩多置之不理，找来王维平说：“宁肯牺牲我们这些老没用的，也得保存你们，你赶快走吧，缪澄流若敢把你押送总部，我就派人断路硬抢，你有了好歹，我绝不轻饶他们。’ 13日晚，常恩多接到密报，缪澄流以57军军长的名义写了一封亲笔信，让上校参谋长于文清等人去和日军代表接洽。于文清作为缪澄流的代表，与日本鹫津师团的代表签订了“互不侵犯，共同防共”的秘密协定。 常恩多深感事态严重，他清楚如果再不果断出手，一旦让缪澄流带着57军这个东北军的老部队投日，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9月21日，缪澄流在57军军部宴请刚由重庆归来的王静轩(鲁苏战区参谋长)、贺元(军统特务)，以及护送他们的112师334旅旅长荣子恒等人。 当晚，57军军部附近的丁家小庄搭台演戏，为总部大员接风，护送部队112师334旅667团1营的官兵到场看戏。常恩多本来准备利用这个绝佳的机会，活捉缪澄流。但由于667团1营长韩子嘉在关键时刻跑去告密，使得缪澄流逃脱。 不过，虽然缪澄流逃走了，但是副军长朴炳珊等参与投日密谋的高级军官则全部被抓获。抓捕行动后，常恩多将111师师参谋长陶景奎、少校秘书王维平叫来，说：“我的决心已经下了。” 王维平问：“估计将来影响如何？” 常恩多拍了一下桌子，大声说：“我姓常的杀敌锄奸，奋斗白头，老百姓一定赞成的，我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接着，常恩多指示指示王维平起草通电，说：“日期定为9月22日，我们要师出有名，得有个由头。” 王维平说：“发扬光大当年张副司令（张学良）兵谏精神，时值杀敌锄奸，可以叫锄奸运动。” 在通电中，常恩多说：“缪奸与日妥协，人证俱在，为了坚持抗战，分清敌我，不为敌伪混淆是非，影响抗战前途，本师长肩负东北父老兄弟姊妹重托，率东北健儿抗战到最后胜利，打回东北老家去，出于个人义愤和旧部拥护，仗义锄奸，尤望全国各族同胞，抗战义士，口诛笔伐卖国投敌汉奸缪澄流。” 这个电报除向各大战区通报外，常恩多还发给了蒋介石、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辖第51军、57军）、57军112师师长霍守义等人。常恩多的电报内容声言大义，掷地有声，所以国民党无法采取公开的方式来对付他，只能是暗中使劲，试图瓦解常恩多的部队。 常恩多的果断行动，捣毁了投日的57军军部和鲁南游击总指挥部，这让日军大为沮丧，派飞机前来撒传单、扔炸弹，伪军头目李亚藩（曾是缪澄流手下旅长，后投日）派部队前来骚扰。 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当时正在积极秉承蒋介石的指示，蚕食进攻八路军根据地，他暴跳如雷，向蒋介石发去电报，坚决主张讨伐常恩多的111师。由于缪澄流投日的证据确凿，蒋介石也只得模棱两可地回复称：“该师长（常多恩）不识大体，义气用事，虽云爱国，难辞犯上之咎。” 1941年1月，常恩多突然大口吐血，严重的肺结核让他的身体垮掉了。常恩多病倒后，蒋介石、沈鸿烈等人向111师派遣特务，拉拢该师不坚定的分子，局势变得非常危急。 常恩多在病榻上与亲信分析形势后，认为：只有脱离国民党，联共抗日，才有前途。否则，东北军将无法从反共摩擦的深渊中走出来，而且会被以借刀杀人的方式消耗掉。 1942年7月，常恩多病情加剧，111师的副师长刘宗颜、参谋长陶景奎、331旅旅长孙焕彩、333旅旅长刘晋武等人开始拼命争夺师长职位。 8月1日，军医宣布常恩多的病已不治，停止用药。常恩多对前来探病的662团团长孙立基说：“咱们这支部队不能落在坏人手里，我死之前，要组织部队起义。” 8月2日夜，生命垂危的常恩多决定发起起义，他以开会名义让随从副官刘万胜召集111师团以上主官训话，趁机当场逮捕刘宗颜、陶景奎、刘晋武、龚晓清等顽固分子，向爱国军官宣布起义指令。 8月4日，常恩多强撑着病体，分别接见全师的营以上军官及部分官兵代表，他叮嘱众人说：“咱们没有两份资本，又打鬼子，又打八路，咱们不能把枪杆子给那帮坏蛋，听人家摆布，我们不当狗，要为后世谋幸福，一万多人，一万多条枪，怕谁？如果你们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子孙，还没有忘掉受苦受难的东北三千万父老兄弟姐妹，还想一心打回东北老家去拯救亲人的话，你们就去联合八路军打鬼子。” 8月8日，起义部队进入八路军根据地，让人惋惜的是，在第二天清晨，常恩多病逝在藤椅上，终年46岁。
